2.在窗口期把握创新发展新“红利”
李哲：国家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文件出台，为北京构建科技创新中心迎来制度窗口期。因此，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完善科技创新人员管理与评价，落实创新人员激励政策。对于创新来说，人才永远是第一位，需要把制度落到实处，让创新者有保障。据统计，北京地区财政研发投入是全国最高，但是如果把中央财政投入去除以后，其实北京投入力度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对科技人员的基本保障还要加强。另外，一些政策的落实存在困难，需要对制度进行细化的操作，例如，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的落实落地。还有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我们往往对科研人员以论文、专利为导向，但有的科研人员搞基础研究，有的是搞应用开发，还有的搞成果转化，对他们要有不同的评价方式。
第二，打造新的创新链。北京在制造业发展空间有限的条件下，需要更大的创新链概念，包括科技服务、科技金融等，也需要是面向全球、面向全国的产业链。在科技服务业里也需要开展基础工作，比如说经纪人、科技服务机构。这些机构需要加强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提高为科技创新提供整套商业解决方案的能力。同时，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如何使区域合作形成的利润合理分配，这也需要新的制度设计。
第三，打造跨界平台，推动创新管理。目前来看，跨界研发活动非常火爆，很多新的点子都来自跨界，这需要联盟和社会组织提供跨界平台，共同推动创新管理。
第四，将政策落实到京津冀全地区。建议探索“空间拓展＋政策推广”的模式。中关村政策是全国最有效的，尽管已有推广，但实际上这些新的政策还落不到京津冀的整体范围内。建议把北京中关村享受到的政策逐步扩散到京津冀地区。
第五，提升创新文化的认识。创新精神中，最宝贵的是企业家精神。我们要给予企业家更大的尊重和认可，要保护企业家。随着我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也需更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
3.拓宽渠道提升获取 研发信息情报的能力
周程：构建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人才，但我国对留学人员吸引力还需提高。过去20年里，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6万多人，其中理工科占88%。2001年，这些留学人员中的98%留在美国工作5年以上，即便在2011年，留在美国工作的也达到85%，显然，博士回国人员比例比较低。
这些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快速攀升，2014年已达到1.3万亿元，超越欧盟成为全球第二，占全球20%，美国是28%，日本只有10%。中国的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但是，与研发投入相比，我们的研发产出并不是非常理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投入结构与方式上找找原因。
影响中国科技创新绩效的因素有很多。但信息情报的获取能力非常重要。搞研发要像打仗一样重视信息情报的搜集，如此才能确定合适的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搜集信息情报，不能只从论文、专利、数据库这样的编码化知识入手。大量的知识会以非编码化形式存在的，例如，学术会议和出国访问考察，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这些，而且非常重视利用网络交流平台构建人际关系网络。
搜集信息，获取新知识需要不断拓宽渠道。我们有效吸收全球思想资源的方式还不够多，渠道还不够宽。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把这一问题解决好。美国的福特、洛克菲勒等民间基金组织，每年都会资助一批外国年轻人来美国研究一些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难题。这些年轻人为了获得资助，在撰写研究计划时，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在本国听到的和想到的好主意写进去。美国教授在评阅这些研究计划时，通常都会受到很多启发，能够为美国学界买来很多解决世界性难题的奇思妙想。北京市可以借鉴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培育出一到两个民间科学基金，每年公布一批亟待解决的科技难题，不仅国内的学者可以申请，而且还鼓励外国学者申请，以便能够集思广益，集智攻关，使中国学者在参与评审过程中也能汲取更多的思想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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