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称之为“卓越”的领导人，不仅表现在领导能力上，更展现在战略眼光上，他不光要能看到未来两三年的世界变化，更应该能推动未来二三十年乃至更久的世界格局。
曾主政中国最富裕的浙江和上海，后又进入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他看到了亚洲国家的庞大需求和中国的巨大潜力。
过去30多年，中国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投资拉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还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机场（中国人将之简称为“铁、公、基”）的大规模建设，拉动了中国建材、水泥、钢铁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亚洲很多国家缺乏中国的魄力，一则因为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缺钱。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20年前亚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无论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怎样合作，都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不确定等因素，私人企业很难投巨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的苛刻条件，让很多国家只能望洋兴叹。尤其是亚洲国家，很多都曾有着痛苦的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马来西亚不得不向IMF求援。但IMF为马来西亚获得贷款开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其中包括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汇管制、最大限度紧缩通胀并削减财政开支，甚至要求政治改革。这剂“猛药”显然侵犯了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因此，当听到IMF的这些条件，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怒不可遏：“这样还不如让康德苏（时任IMF总裁）来马来西亚当总统算了。”
相比之下，中国拥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中国对外援助历来宽松，没有人权等苛刻的附加条件，尽管西方国家颇多指责，但受援助国家大多兴高采烈，他们终于可以面对一个不指手画脚的优质债主。现在出来一个亚投行作为替代选择，亚洲国家岂不欢迎？
习近平的大手笔
习近平谋划成立亚投行，是出于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深刻考量。
首先，投资是要有回报的，亚投行也是如此，收益虽低，但总还是有的。更主要的，中国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约1/3放在美国国债一个篮子里，这无疑有很大风险。
比如，美国漫画家最喜欢的一个套路，大致是膀大腰圆的中国债主（有时候就是代表中国的大熊猫）趾高气扬地去敲门，门后是毕恭毕敬的瘪三债主山姆大叔。言外之意就是，别看美国在全世界昂头挺胸，但在中国面前必须低眉顺目，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
美国漫画家自然是在调侃、消遣华盛顿。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很多国家，借钱的才是大爷。尤其是美国借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相当低，每年约为2%~ 3%。而过去几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大大超过这个比例。而且中国还不能抛售，因为这么大笔的国债一旦抛售，将引发美国国债市场崩盘，中国更得不偿失。
这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美元陷阱”。而且，还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虽然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直维持在AAA级（国会斗争时也曾被标普降过级），但毕竟这是美国的货币，如果华盛顿哪一天真采取赖皮政策，中国毫无办法，只能是血本无归。将部分外储用于投资，有助于降低风险。
其次，还有不容忽视的经济收益。亚投行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助推器，有助于中国产能的对外转移，进而促进更多国家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了，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产品的外销。当然，这个新生的以北京为总部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次，还有绕不开的地缘政治收益。尽管可能会有欠债不还、发生龃龉的国家，但更多国家为了获得投资和项目，无疑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将收获更多的友谊而不是敌视。这从越南、菲律宾虽然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却积极加入亚投行就可见一斑。
最后，增强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之所以另起炉灶，不能不讲的一点，就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裹足不前，让中国十分不满。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世界银行和IMF总部都设立在华盛顿市中心，距白宫也只有几百米之遥。70多年来都是美国掌握唯一否决权，世行行长必然是美国人，IMF总裁只能来自欧洲，而且第一副总裁仍旧归美国人所有。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西方终于意识到，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光靠西方七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二十国集团（G20）替代七国集团（G7）成为世界经济协商的重要平台，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也由此提上日程。
2010年年底，G20 一致同意继续改革IMF，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便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同时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一旦IMF改革落实，中国在IMF的份额将从3.8%升至6.39%，成为仅次于美国（16.75%）、日本（6.98%）的第三大份额国，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该改革方案可以通过补充IMF的资源，提振全球经济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赋予中国和印度等国与其新的经济分量更加相称的投票权份额。
尽管这一改革与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际地位不符，中国对此也颇多抱怨，但最终的结果更让整个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无奈：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奥巴马政府已经同意的改革方案，IMF改革受阻于美国国会山。
世行、IMF掌握在西方手中，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行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和美国说了算，而且削弱西方国家影响力的改革同样都遭遇了极大阻力。由此，在国际金融决策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时常被忽视。没有金融决策权，中国必然受制于人。
打破旧世界很危险，改造旧世界很困难，那中国就再创造一个新世界。
正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正筹建或拟筹建的金砖国家银行和基金、丝路基金，以及上合组织银行，都是亚投行模式的翻版，中国都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一改中国外交韬光养晦和后发制人的策略，开始主动出击，为国际金融新体系积极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