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格局来看，通过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建设，优化空间布局，为首都城市合理布局，形成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格局奠定基础。
早在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提出，北京应该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避免大规模城市病的产生。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没有采纳梁先生的建议，城市沿着单中心的格局一路走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涌入，产业门类和城市功能不断增加，城市病日益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北京这种单中心、摊大饼式的格局已经做到了尽头。为此，在2004-202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总体思路，计划打破“单中心”的格局，建设11个新城，其中通州、顺义、亦庄为重点新城，分别预留了百万人口规模的发展空间。但是遗憾的是，十年过去，成效甚微，城市病愈演愈烈，实现“多中心”已经迫在眉睫。
为了推进多中心发展，2012年底北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将通州确定为“副中心”。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公布之后，为了坚决贯彻这个纲要，北京加快了建设副中心的步伐。这次，在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的鼓舞和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全面系统规划下，北京将通州确定为市的行政副中心。与此同时，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层面动员中央部门、部队单位和兄弟省市共同行动，给予重大政策支持，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市建设副中心的信心。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决定将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机构疏解出去，到2017年，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工作将取得实质性进展，远期将带动约40万人疏解至通州，到“十三五”结束，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为北京形成多中心发展的格局奠定基础。
从巴黎、首尔、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发展来看，副中心建设的确是化解“大城市病”的良方。通州副中心建设，对于北京来说是一场硬仗，它不仅仅是一个新城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它将承担缓解主城区压力的重任。因此，通州副中心必须具有“职、住一体”的“反磁力”。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标准，迁出机构和单位的员工家庭仍然留在中心城区，行政副中心不过就是远离市中心的办公区，而不是功能相对独立的新城，如果迁出单位的员工的家庭虽然迁到通州，但员工的家庭成员仍然要到中心城区就业、上学，京通通道上的交通压力将更加不堪重负。加之，与通州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镇，在市场机制驱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过北京的任一个远郊新城的 60万人口城市，在那里居住了海量每天往返于京燕之间在北京就业的人口，目前两地之间的通勤已经使京通通道拥挤不堪，如果不加以解决，副中心建设将举步维艰。因此，通州副中心建设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必须解决以上难题，建成产城融合、职住均衡、宜居宜业的新城。
从城市发展品质来看，通过治理城市病，为把首都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对北京寄以厚望，要求“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照总书记的要求和期望，王安顺市长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坦率承认， “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北京市正在做，目前北京的确不是宜居之都”。就北京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拥挤、资源紧缺，环境容量已经顶到“天花板”了。人口规模调控难度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约束日趋紧绷，大气污染、交通拥堵治理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虽然这些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思路过于狭窄、手段乏力、难以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尤其是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问题，仅靠北京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这次“十三五”规划，中央要求北京，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把“城市病”问题放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大的空间中来解决。北京地域空间有限，资源有限，要把解决北京的问题纳入到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才能打通发展的大动脉，用“大空间”解决“小空间”难以解决的问题。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确定交通一体化、产业对接协作、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三个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更为北京全力治理“城市病”，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供了广大的区域空间和基础性条件。可以相信，在十三五期间，依托京津冀甚至更加广阔的空间，北京通过对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再布局，对环境资源进行统筹治理，必将会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有效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城市病”难题的科学之路。
目标已经确定，基础必须打好，“十三五”必将是北京城市发展“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五年。
（千龙智库生产真知灼见。了解更多内容，敬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