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学著作，与其他经济研究成果有所不同，本书的研究视角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分析。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是由研究主题决定的，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过程，就在于不断满足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日益增长需要。
本书以篇章形式讨论的11个主题，就出发点和针对性来说，都是在同人口发展的关联中探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旨在寻求有关真实世界问题的答案，而非漫无目的地在经典文献中寻章摘句。为了达到预定目的，本书在方法论上突出两点。
首先，把人口问题作为分析起点。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就指出，经济研究应该以人口统计为基础，因为后者能够完好地刻画诸多重要经济问题。本书不仅尝试体现这一点，事实上也为这个说法提供了更多的可信证据。
其次，把一般规律与具体国情相结合。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都表现为共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对理论研究提出的要求，便是把对一般规律的提炼与对国情特点的阐释有机结合起来。经济学家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固然是实施此类课题的一条合理途径，但是，很多经验研究失之于过度技术化，把论点（理论、特征化事实或假说）与论据（数据、事件和模型）之间的关系变得过于机械和简单化，并且在叙事中缺少人文的要素、逻辑的力量、过程感和历史感。
从事严肃的经济研究是桩苦中作乐的差事，其中的乐趣并不来自学问之外的“阿堵物”（意即钱，出自《世说新语》）之类的物质层面，而是来自创造性研究本身——过程中经历的灵光一现的瞬间，以及在写作中体验到的美感。阅读是研究过程不可或缺的步骤，也是灵感和美感的重要来源。本书的各篇章都包含了作者围绕某一学术研究课题，或者思考某一经济社会现象时的深度阅读。探讨各国现代化的共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国情特征，要求研究者在深入进行实证研究，准确把握国情和现实的同时，通过学术文献和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解读，探索特殊国情与一般规律的契合之处。因此，阅读经典并且思考其当代价值和可借鉴性，构成经济研究的一个侧面，同样可以增进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增强对研究结论的自信。
本书各篇章具有的共同特点，是从相对开阔的历史维度着眼，拓展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这本书的思考视角和文献使用，跨越了时间和学科的界限。与此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大的叙事，也要求理论更具有一体化和一致性的特质。越广泛涉猎多领域的理论，从不同理论模型中汲取营养成分，就越需要一种能够贯通和穿透不同理论的普世逻辑。为了满足上述要求，本书会涉及很多经济史或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内容。
一旦研究课题与重温和借鉴历史经验相关，难免会遭遇一个悖论。一方面，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说，历史并不重复自身，但是，历史的脚步总是扣着相同的节拍。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下所借鉴。另一方面，通用电气前主席伊恩·韦尔森讲过一个简明的事实：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过去的，但所有的决定都是关于未来的。引申其含义便是，任何经由令人信服的检验得出的结论，充其量只是表明对历史的还原是可靠的，却不表明可以有效地将其应用于对未来的判断。可见，经济研究意欲得出有益的启示，需要在历史、现实、未来之间架起桥梁，消弭特殊事件与一般规律之间的鸿沟。这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实证研究做到，更重要的是借助理论的独特功能，而且，能够完美执行这个功能的，应该是一种包罗万物的统一理论。
经济史能够提供最好的自然实验素材。所以，当经济研究进入探索现代化共性的层面时，研究者必然更多地涉猎先行国家的经济史。然而，从提炼一般规律的目的出发，史料所能提供给我们的，通常只是漫长历史在某些时期的表现，只是一些表层的、不连贯的甚至碎片化的断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亲身见证长期历史，遑论从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金科玉律。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个重要人物叫程心，由于反复地休眠和被唤醒，据说以30岁的人生经历了数个人类世纪。即便如此，她仍然不能具备系统性理解和一致性解释历史的能力。数千年的人类经济发展，以及工业革命以来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停滞与进步、冲击与中断、趋同与分化中发生，由从“中心”到“边缘”的世界不同角落汇聚而成。
经济学家已经日益认识到理论碎片化的弊端以及理论整合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界的边缘地带也开始了以构建“统一增长理论”为目标的尝试，甚至不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著问世。然而，有的研究成果，应该说距离形成统一的理论，并且真正有助于提升人们的认识能力，仍有千万里之遥。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整体而一致地认识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不同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将其用单一的线索提炼和表达出来，既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也不具备诸如“复调”那样的表现手法。不过，在与人口问题的紧密关联中，尝试对每一个重要的发展现象重新做出叙事，可以为这一任务添砖加瓦。读者从本书可以看到这样的意图和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