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相伴生。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间算起，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经历240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三次大的变革，还是六次革命，西方经济学仍然固执地坚持它的学术自信。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即令是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都可以通过理论修补实现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和经济人理性，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理性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预期主义，都一定程度地以市场经济原本是完善完美的为前提，从总体上缺乏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分析。为了刻意地避免经济危机中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西方经济学家还特别强调纯技术性分析，有意无意地不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
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性的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初期或者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应该是导致危机并不断累积加深危机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是纯粹自发、盲目、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产生于西方不受时空限制可应用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而是体现“两个充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政府在“更好发挥作用”中也体现这个“充分”；充分估计到并防范市场自发调节有可能产生的风险甚至可能发生的危机。比如近年来我们党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判断；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防范系统风险等等。前一个“充分”，已经解决了“短缺”和效率的问题，后一个“充分”，是要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过剩”和危机。
说理性的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学，但也不是要完全抛开西方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另起炉灶，马克思写《资本论》，也大量使用了前人和他人的概念范畴。把计划和市场从经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但是资源配置方式总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的运用，总会被社会制度所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刻意强调经济学的纯技术性，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或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