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发展通常要经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物质存量不足，要求通过持续的流量增长来提供满足，类似于中国人打麻将时的摸麻将。后一个阶段是物质存量已饱和，需要用好物质存量来提高生活的获得感，类似于打麻将中的换麻将。以消费主义和过度拥有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在物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仍然通过生产和拥有过度的物质存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导致物质资源的大规模闲置。这是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分享经济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中国学习美国走高拥有量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强调B2C（企业对用户）模式，通过不卖产品卖服务，以不过度增加私人物品拥有量的方式，提高全民的社会福祉
中国的分享经济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前沿和国际社会关注的亮点，但有关分享经济的理论思考还没有取得同样意义的发展。
一方面，国内有关分享经济的看法和观点，大多数限于基于优步、爱彼迎（Airbnb）模式的看法，对国外更具有源头性、更有综合性的分享经济理论缺少了解。另一方面，有人用美国版的C2C（个人与个人）分享经济理论，来解读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中国实践。由此，常常把我们的分享经济称为“伪共享”，抹杀了中国式分享经济的创新之处。
应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分享经济都是新生事物，尚未形成权威的理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针对中国的实践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讲出有中国特色且可以与国际对话的故事。
中国分享经济的发生以互联网和信用变革为前提
关于分享经济，目前急需澄清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不少人认为分享经济是存量资产的分享，于是把增量物品的分享排除在分享经济之外。其实，分享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存量和增量的问题，而是使用权替代拥有权以及信用替代交易的问题。
分享经济概念从一开始就强调，分享经济的本质是不求拥有但求所用，指出共享消费能给人提供机会跨越所有权的限制去享用不属于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个人不断购买占有物品的传统消费将逐渐消失。进一步理解，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分享经济是介于商品经济和礼物经济之间的过渡形态。商品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礼物经济是熟人之间的赠送活动，而分享经济正好处于二者之间的区域，整合了二者的特点，即拥有但可分享、收费却不免费。
经常有人说，共享单车这样的东西不就是租赁吗，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时髦的共享？不错，分享经济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分时租赁形式。它不是商品交易，即通过收费交易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所有权的交换；它也不是礼物经济，即通过免费赠送将物品从这个人转移到另外一个人；它是租赁经济，是通过交换闲置物品的使用权，大幅度提高物品的使用率。
租赁经济当然不是新现象。但是，以前人与人之间开展租赁并不方便，信用关系主要在熟人社会存在，所以规模小、不发育。只有大规模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信用关系从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之间，租赁经济才随之发展成为具有全新特征的分享经济。所以说，分享经济的发生需要以移动互联网的发育及其带来的信用关系变革为前提。
第二，分享经济作为闲置产能的共享，有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这里的闲置资源，既可以是存量资源，也可以是增量资源。因此，分享经济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优步为代表的C2C共享，强调个人之间闲置资源的共享；另一种是以产品服务系统为代表的B2C（企业对用户）的共享，强调企业不卖产品卖服务，用新的服务共享方式替代旧的产品销售方式。摩拜单车就是基于此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从分享对象角度出发，分享经济的发展可以有三种类型。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共享三类东西：第一类叫物品的共享，如共享汽车、共享办公室等。第二类叫服务的共享，如用优步搭个顺风车，这里共享的不是汽车而是开车的服务。第三类是技能的共享。几年前，我在飞机上碰到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来上海创业。她把上海三级医院一些主治医生的名单拿到手后，建立了可以把医生请来在业余时间做医疗诊断的网站，这就是共享医生的技能。还有现在流行的慕课、知乎等，其实就是共享教师、学者的技能和知识。
总的来看，现在分享经济仍然处在婴儿期，未来发展还会共享出更多的东西，并出现新的分享经济越来越多、旧的拥有经济日益减少的趋势。特别是，随着共享物品、共享服务、共享技能的进一步发展，今后还可能出现一个更具整合性的系统——“共享城市”，即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共享的系统。
不求拥有但求所用让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谈到分享经济的意义，大多数人强调这是新经济新业态。这当然是基本点，但大体只是经济角度的考虑。我研究可持续发展多年，对分享经济特别有兴趣，就是因为它既有整合性，又有可操作性，可以替代许多破碎化的做法，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通道和载体。
分享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四位一体”特征。可持续发展寻找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个方面的整合，分享经济具有实现这个整合的条件。从经济维度来看，分享经济是体验经济，超越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进入到体验主导的状态。从社会维度来看，分享经济是包容性经济。它使得个人可以进行消费者与提供者的身份转换，创造了大众就业的全新机会，还能使消费者可以进一步影响制造商，催生生产与消费的民主化。从环境维度来看，分享经济是循环经济的高级形式，通过企业不卖产品卖服务，通过个人拥有者的物品分享，创造服务的循环，减少稀缺物质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从治理维度来看，分享经济是一种协作解决模式。只有企业、政府、社会的动作协调，才能使整个过程良好运行，并且通过社会成员的合作互动推进可持续发展。
分享经济有利于实现物质消耗和社会福祉的脱钩发展。传统上，以拥有经济为导向的社会总是伴随着两条线的同步上升，即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增长以资源环境消耗的高增长为代价，这是不可持续的状态。要走出这种状态，仅仅靠对拥有经济的效率改进是做不到的。反弹效应告诉我们，技术改进的结果常常导致更多的消费。例如，大排量汽车被小排量汽车不断替代，汽车烧油的技术效率一直在改进，但石油消耗、尾气排放及城市拥堵却一直在增加。现在，分享经济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拥有经济的方式，通过不求拥有但求所用，通过大规模提高稀缺物品的使用率，可以用一定的物质量来满足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
分享经济为中国提供跨越式发展机会。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发展通常要经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物质存量不足，要求通过持续的流量增长来提供满足，类似于中国人打麻将时的摸麻将。后一个阶段是物质存量已饱和，需要用好物质存量来提高生活的获得感，类似于打麻将中的换麻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要强调C2C的分享经济，而中国需大力发展B2C的分享经济。
以消费主义和过度拥有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在物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仍然通过生产和拥有过度的物质存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导致物质资源的大规模闲置。这是欧美发达国家发展C2C分享经济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国发展分享经济有发展中大国的特点。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在个人物品拥有量方面，中国学习美国走高拥有量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强调B2C模式，通过不卖产品卖服务，以不过度增加私人物品拥有量的方式，提高全民的社会福祉。这样就可以理解当下流行的共享单车发展趋势。虽然共享单车最初的时候需要增加投放，但最终的目的是用稳定的自行车保有量，通过提高分享率和周转率，来满足人们增长的出行服务。
这里，特别提一下“伪共享”。不可否认，当下中国分享经济的确存在一些乱象，很多所谓共享只是虚有其表。但是，套用欧美国家的理论来衡量中国当下的分享经济实践，且一律冠之以“伪共享”，这是显然不对的。
“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司机”推动非正式监管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人们对分享经济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但如何监管成了一个问题。以往针对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干预是主要的、简便可行的管理手段。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分享经济，以其复杂形态向现有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解决的出路在于，建构平台企业、服务提供者、消费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互动的合作治理模式。其中，非正式监管有望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共享经济的监管，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污染治理的改进。当监管对象是少数集中的点源时，政府可以自上而下、采取“人盯人”的方式，并且是有效的；当监管对象是海量、分散的面源时，就需发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并加强信息透明。共享经济属于后者，它与移动互联网的共生，为政府监管和草根监管的上下结合提供了可能。除了政府监管，具体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消费者发起的对等管理。这是由分享经济参与者发起的自下而上监管，可用负面清单管理的方式治理负外部性问题。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整个系统是由参与者驱动的，维护了消费者和提供者的最低利益。在没有合适的政府规制或者政府还来不及形成普适性监管体系之前，对等管理可以率先对分享经济的规范发展进行监管。例如，爱彼迎网络平台上那些对住房的评论，包括旅客可见的公开评论和房主可见的私人评论，就起到了基于消费者的对等监管作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享单车的“猎人”行动也是一种基于消费者的对等管理。
企业联盟的行业自律管理。这是指分享经济的企业自己创建监管系统，以此来解决分享经济中个体行为的非专业化问题。这样的企业联盟常常比政府机构掌握更多接地气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其中的成员一起创建监管体系，用大家认同的标准来规范各个成员的行为，清除那些行为失范和不良经营者。
基于数据平台的政府委托管理。这是指政府委托平台进行基于数据的准政府式管理，可用来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政府监管难题。比如，政府要从成千上万、分散状的爱彼迎房主那里收取营业税，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旧体系中房主直接在政府那里登记注册，另一种是由爱彼迎代理征税。两种方式中，后一种可能会收获更多的税收，市场也会更规范，甚至还回避了把用户数据移交给政府可能触犯的隐私问题。
由此可见，政府的集中式管理模式也许对传统的正规化酒店是合理的，但对分享经济的分散性市场是低效的，而委托平台进行管理正好反映了分散市场与集中管理的融合。2016年当我听到上海市主管部门提出对网约车的管理采取政府管理平台、平台管理司机的办法时，就觉得这样做具有类似的管理创新意义。
从数量向质量转型把城市打造成一个共享系统
分享经济为何能在中国迅速发展？一个最主要的融入点就是新型城镇化。一方面，中国的城市人口多、密度大、人均空间小，不便于拥有和储藏私人物质，而物质交换使用方便，是适宜发展分享经济的场所。另一方面，分享经济来得特别是时候。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70%的城市化，城市化正在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型，分享经济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可以强调三个方面的看法：
一是中国城市化需要从强调物质拥有转向强调满足服务，这是可持续发展有关“city for people（为民之城）”的要求。
我们曾经与联合国合作开展中国35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估研究。结果发现，过去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在城市人类发展指数取得进步的同时，城市人的生态足迹消耗也在同步增大。因此，中国城市化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实现人类发展和生态足迹的脱钩。
现在，分享经济为实现这种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和手段，即用低于发达国家人均物品拥有量的水平来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举例来说，在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千人私人小汽车拥有量至少在30%以上，美国甚至超过了90%。中国现有小汽车保有量约在15%左右，处在转折的关键点上。研究显示，在分享经济的背景下，中国有可能以不超过30%的私人小汽车保有量来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
二是建设共享城市需要发展三类资本，这是可持续发展有关“city of people（人民之城）”的要求。
当下，分享经济有三大发展对象，即物品的共享、服务的共享、知识技能的共享。其中，物品共享属于物质资本的共享，服务共享和知识技能的共享属于人力资本的共享。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角度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展至生态环境或自然资本的共享。这样，就需要发展三类资本、三个层面的共享，实现通常所说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和谐。一是物质资本的共享，如汽车共享、住房共享等，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创造不卖产品卖服务的新业态，通过私人存量资源的共享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二是人力资本的共享，如共享服务、知识、技能，这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科技等需要高度依赖人力资本服务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自然资本的共享，如打开某些封闭的公共空间，让老百姓共享道路、街区、公园、自然景观等。
三是实现共享城市的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可持续发展有关“city by people（民治之城）”的要求。
传统上，政府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管理城市，对于那些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体制和政策变革的新事物，或多或少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在分享经济浪潮中，如何既鼓励创新又干预市场失灵？可行的办法是，按照政府、企业、社会三类组织合作治理的模式进行治理创新，建立四个方面的共享城市发展和管理机制。具体包括：基于政策法规的自上而下管理系统，基于消费者参与的对等管理系统，基于行业协会的企业自律管理系统，基于数据平台的委托管理系统。
有理由相信，随着这类实践的增多，中国建设共享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会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在国际上进一步显现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创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