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减贫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相对贫困、散点贫困、偶发贫困、能力贫困、代际贫困和精神贫困及脱贫后再次返贫的偶发现象会成为新时期治理贫困的重点，新时期扶贫工作应从精准扶贫向综合减贫转型。应在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总结精准扶贫经验、参考国际减贫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减贫方向和重点变化，全力探索构建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综合减贫体系。
综合减贫体系的特征
综合减贫体系是指在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框架下，以相对贫困人口为重点，以提升贫困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以多元社会组织为实施主体，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维度、内生型、预防式、网格状减贫济困新模式。
一是多维度，具体是指将贫困由过去的经济维度为主拓展到政治、社会、人文和心理等综合维度，不仅关注贫困对象的收入状况和生活质量，更注重其地位尊严、公平权利、均等机会、能力素质、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二是内生型，即变外部帮扶为自主脱贫，注重改善贫困者的心智，激发其脱贫意愿，铸造其内生动力，帮助他们更加顺畅地融入社会、适应市场、走向富裕。三是预防式，是指变事后的贫困援助为事前的贫困干预，治贫于贫困即将发生但还未发生时，关口前移，未雨绸缪。四是网格状，主要指变政府集中动员式扶贫为全员参与式减贫，促进多元帮扶主体协作共进、优势互补，改善治理结构，放大减贫效果。
整体上看，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综合减贫体系，要将农村扶贫体系和城市救助体系并轨同行，破解城乡减贫体系不均衡、不统一、不同质的问题。在保障其基本福利的前提下，为贫困对象脱贫致富和全面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赋予正当权利、提供均等机会，消弭他们的失落感、疏离感和剥夺感，确保他们过上相对体面、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
着力构建综合减贫体系的“四个机制”
当政府对微观扶贫活动介入较深，就会对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产生部分“挤出”效应。在政府内部，有些部门存在着条块分割、政策衔接不力、资金使用分散等问题，稀释了扶贫效果。应进一步着力构建综合减贫体系机制，推行善治，加强联动，提升扶贫工作合力。
建立贫困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选取多维指标，参照世界标准和发达国家标准，科学确定我国相对贫困线标准，并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化动态调整，凡是可支配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居民，随即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相应启动全方位的减贫援助机制。
建立城乡减贫联动机制。推动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向促进城乡贫困趋同共治转变，不再区分两类人群、使用两套标准、设置两类制度，而是统一划定贫困标准，统一管理贫困人口，统一实施减贫政策，保障所有贫困对象都能享受到无社会差别、无城乡差别、无地域差异、无歧视偏见的贫困援助。
建立扶贫社保融合机制。将减贫由集中式、动员式、运动式回归到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将扶贫政策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统筹考虑，促进救助政策、福利政策与减贫政策的功能衔接和资源整合，实现社保减贫共织“一张网”、共下“一盘棋”。
建立减贫良性互动机制。从政府单向主导型扶贫逐步过渡到多元主体参与式减贫模式，更加注重减贫对象的诉求表达和自身参与，更加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优势和动员力量，以改善治理结构，提高援助效率。
构建综合减贫体系的政策设计
构建综合减贫体系，关键是要着力推动减贫政策由过去的“保基本”向未来的“促发展”转变，提升贫困对象“五大能力”。
一是稳定增收的能力。优化产业政策，加快建立紧密型的收益分享机制，让贫困群体能够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增值中获得稳定收入，特别是让农村低收入群体能够从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获得持久的股权收益。二是市场竞争的能力。持续加大贫困群体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营养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发展。三是融入社会的能力。持续深化各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如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改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通社会流动的通道。四是抵御风险的能力。织密筑牢集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社会援助于一体的风险分散网络，加强对社会脆弱群体和潜在贫困群体的动态监测和事先干预。五是自我觉醒的能力。实行文化培基，加强价值引导，推进精神领航，通过“治愚”与“扶志”，增强贫困户自我发展的精神动力。
当然，新型综合减贫体系构建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经过反复调试、修正完善的过程，可探索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为调整过渡期（2021—2023年），这一时期，要加快推进新型综合减贫体系顶层设计，出台新时期减贫工作的制度设计和行动方案。第二步为新体制试运行期（2024—2026年），即再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精准扶贫到新型综合减贫体制的更替，将原有的扶贫机构撤并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职能调整为专司城乡减贫的日常性工作，突发性社会救助职能由民政部门履行。第三步为制度成熟期（2027—2049年）。利用20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全面建成满足人民需求、彰显中国特色、适应国际形势的现代化减贫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