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学者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进行了深入研究。《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有学者认为，新的飞跃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对这一思想历史地位的定位，突出了这一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及实践意义。这种历史定位，对于我们提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增强贯彻这一思想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强大思想武器，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体现了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创新阐释，也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最新飞跃。
还有学者指出，《决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反映出党的理论是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对“两个结合”理解，从三个维度深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学者指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深度、新领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方向、新内涵、新空间。
有学者指出，可以从理论、文化和文明三个维度理解“两个结合”：理论维度上，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文化维度上，就是要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文明维度上，就是要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学者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对接”和融通已是完成之现实，这为伟大实践成果所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进步历史观、“家国天下”意识、大同世界追求等优秀思想精髓，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以传承和升华。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思维、经济理念和社会理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文化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引发学界关注和广泛讨论。有学者指出，这一重大论断鲜明揭示了我们党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顽强奋斗所具有的文明意义，揭示了日趋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开创性、先进性，意蕴深远、意义非凡。
有学者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个新概念、新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性贡献，与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界上存在的文明形态都有本质区别。有学者强调，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体现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方向和时代呼唤，又展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样态、新模式，真正站在了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在社会形态的关系结构、构成要素、组织形式等方面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论的原创性贡献。而从人与自然关系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为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保障。
还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把原先关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目标的表述，即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机统一起来，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华民族的，是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统一体，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基础和结构上具现实性，在理念和方向上具未来性，是在历史现实中孕育着的未来文明形态。中国的文明道路与世界其他文明仍处于同一个时空体系中，中国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是未来文明形态的萌芽和某种历史雏形。
正如学者所言，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任重道远。这一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论断，一方面阐明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大道，另一方面宣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上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
（作者孙寿涛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经济学篇
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形成四个基本特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领导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经济思想。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炼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创新，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创新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人民性、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有学者建议，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以及主要矛盾、发展理念、目标、路径、方向和格局等6个维度，来概括党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演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建党百年视野下，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强民富”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等具体理论。
扶贫经验弥足珍贵，脱贫成就举世瞩目
2021年，中国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以严谨的数据分析，总结了中国的扶贫经验。有学者认为，就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并能激活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脱贫方式。还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发挥出“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的作用。例如，对老年贫困家庭，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提高消费水平；对因病致贫家庭，通过低保降低医疗支出；对因学致贫家庭，通过教育帮扶方式缓解教育负担。也有学者认为，放松管制还权赋权、强化农民行为能力、保持社会流动性、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以及推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均有助于相对贫困的治理进而提升农民的幸福感。此外，学者们认为，要考虑多维贫困现象，要针对不同阶段动态调整托底政策。
阶层收入差距有增有减，数字赋能致富有弱有强
消灭绝对贫困之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新目标。学者们在借鉴国内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学者们发现，虽然不同收入阶层间的货币收入增长差异扩大了社会的财富不平等，但是非货币福利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快速增长却缩小了阶层间的福利差距；另一方面，虽然城乡收入增长差距缩小，但城乡内部收入增长差距扩大。这为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了观察和关注的方向。有多位学者研究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发现在人口红利下降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削弱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权益，但通过数字化治理模式能改善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福利效应。在广大农村地区，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农业向非农业的就业结构转型，提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进而抑制了数字鸿沟的扩大，促进了共同富裕。
新发展格局重在体系建设，双循环需要增强动力
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2021年的热点经济话题。学者们分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时代背景，提出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有学者分析了双循环的决定因素、中国经验和国际趋势，强调要从全球价值链下国际分工形态演变、我国要素禀赋改变以及外部竞争与合作关系调整等基础条件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地位变化及其相互关系。此外，有学者认为，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双循环”战略。
有学者认为，需要采取多维政策举措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还有学者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国内消费扩容升级既能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动力源，又能促进外循环，协调双循环良性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应从“内外兼修联动、供需两端发力、改革畅通双循环”的视角和思路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
（作者方明月为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聂辉华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政治学篇
“中国之治”的独特性广受关注
2021年政治学学者系统梳理了“党的领导”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国家治理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是在长期革命的历史中形成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进领导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内生性、创新性、有效性、正当性和可持续性，形成了坚持实事求是、统一领导、包容多样、以变求通、和平发展等基本经验。这就使得竞争型政党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世界上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功能与使命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是肩负使命责任的使命型政党。因此，要不断推进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领导集团的建设，进而推动基于人民利益的“使命、制度、行动”复合的现代化发展新路。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学者指出，作为综合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在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五年规划、试点—扩散等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发展和治理的双重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年，涌现出大量总结中国减贫治理中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
提炼“中国之理”，构建“中国学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治理难题，中国政治学在学术和方法上呈现出更加自觉的主体性构建。这突出表现为，在关注科学方法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由中国政治和社会百年来的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困境，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如何从“中国之治”中提炼出“中国之理”，政治学研究仍面临超越文本阐释等挑战。有研究者指出，专业素养和价值观决定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质量，历史感、洞察力和现代价值观是中国政治研究者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在此基础上直面世界各国的政治现实变局，去确定范畴、提炼疑问、收集证据、做出回答、参与争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能真正实现“自觉”。
构建政治学“中国学派”。积极寻找中国国家构建的本土资源，从领土空间建设、“中华文明”与“国家形式”互构等极具中国特性的角度，提出大量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现实成果。田野政治学则着力从概念构建走向体系构建，提升研究体系构建。研究者从基层田野经验出发，通过对中国政治实践经验的研究，以基层治理的国家视角将基层治理找回到国家体系中，围绕“国家建构社会”命题形成大量与既有理论对话的研究，成为政治学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形成了鲜明的基于“民众生活”的田野场域、依靠“现场调查”的田野方法、通过“以事实为依据”的田野思维去研究的路径。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者则初步构建了从本体史观、研究方法到研究议程的研究体系。通过基于中国历史文明的方法论和史观，更客观、更科学地观察中国政治。在政治合法性、国家论、治体论、政党论和干部制等问题上提供了概念更新与新表述，也尝试为建立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提供一定资源。
跟踪基层治理进展，深化精益治理研究
基层治理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学者普遍认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地方特别是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传统上迅速决策和集中力量的治理方式，在面对量多面广、复杂性高、投入大、产出少且具有普遍性、弥散性和基础性作用的事务领域，常常遭遇困难。疫情防控和精准复工复产，要求基层政府以精细化为标尺，而保护性的“反向运动”要求将基层治理拉回“以人民为中心”的视野。面对“数据利维坦”产生的可能，需要牢筑信息安全“防火墙”，通过立法确保信息安全监管高效化。在用户端，确保能够做到追根溯源；在管理端，注重保护公民隐私。一言以蔽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既要注重引入和使用新兴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技术支撑；同时也要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完善信息安全监管机制，努力实现信息安全法治保障。总体上通过技术促使基层治理逐渐从增强回应性发展到增强治理性，并出现向增强问责性发展的趋向。
学者认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能“单兵突进”，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上的协同意识与合作机制。有学者认为，纵向维度上，应坚持“重心下移”与“减负增能”原则，整合现有的各类管理资源与管理力量，畅通执行链条，确保社会问题的及时发现、向上传递与有效解决。横向维度上，构建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完善小组会议、联席会议、合作协议、志愿激励等多样化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机制，促成政府、群团组织、公众、企业等参与主体的有效沟通、相互配合，共同应对跨领域的复杂性和动态化的社会问题，推动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朝着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方向迈进，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整体现代化。
[作者赵洲洋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讲师，张长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伦理学篇
反思道德哲学概念，拓展伦理研究维度
当前，汉语学界的伦理学研究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伦理学研究中，要发出中国声音，要让伦理学说汉语，必须深化对于伦理学基础概念的反思，必须结合中国文化和思想资源，立足中国现实。有学者认为，伦理道德研究应当从“伦理学”向“伦理”回归，即，实现从“伦理理论”到“伦理生活”的实践哲学复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研究者理清“德性生活”“实践智慧”“伦理主体”等伦理概念。有学者指出，必须重新思考伦理这一中国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话语，“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通过伦理（居“伦”由“理”），中国文化将为伦理学赋予一种崭新的样貌。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面临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的两大理论任务，前者是问题域的开显，后者则是伦理学自身的深化。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有着“成果多、质量低”的窘境，必须在“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三个维度上拓展和深化。伦理学研究者要在实际生活的体验和沉思中，培养判断力，以推动中国伦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是近年来伦理学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理论增长点与问题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然形成了一个共识：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重要的一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启发意义无可取代。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相互排斥”“相互补充”和“相互包含”三种样态。而建构马克思伦理学的合理路径是，以马克思主义包含伦理学，始终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作为最根本方法论遵循，同时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抑或伦理化，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思想的研究者要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发挥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有学者认为，伦理学中经典的“事实—价值”关系问题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解决。因为这一辩证法把事实和作为事实应然状态的价值理解为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理解为历史活动的内在动力。
回应重大危机，关注人类健康
新冠疫情给世界和人类历史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在疫情带来的时代危机中，健康成为普通人的核心关切，团结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吁。对此，伦理学研究者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有的学者认为，在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启发是，公正原则要求我们对同等者应同等对待，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满足其生命健康基本需求的医疗保障。同时，公正原则也要求我们能够审时度势，对不同等者不同对待。如果发生“紧迫性”和“效果预期”上的两难困境，紧迫性的因素要让位于效果预期。有学者指出，新冠疫情下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异化是工具理性主义思维的后果，需要用价值理性和伦理关怀加以克服和纠正，并最终实现“以爱为归依的行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共情、共生。
有学者从关怀伦理出发，强调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加强伦理关怀，积极构建良好的关怀关系的重要性。有学者将疫情时代整个人类世界看作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有着伦理意涵、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伦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价值主旨就是要将全部人类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生命健康权利。有学者着眼于分析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作为常见伦理困境的社会排斥问题，认为要有效规避社会排斥产生的伦理危害，必须在危机中深化人们的道德认知、培育公共精神，厚植人道关怀。
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价值，探讨全球正义基本原则
事实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乃是全球化时代应对各种全球范围内危机的最优方案。随着研究的深入，伦理学研究者正尝试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证明其对人类未来的重大意义与突出价值。有学者认为，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它以人类社会的本真存在为出发点，致力于破解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导致的全球空间物化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困境。
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奠基于全球正义的基础之上，而承认差异、兼容并蓄，尊重多元化是构建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尊重国家主权、根本利益和平等权利乃是全球正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有学者对当代的共同体中的团结问题进行了伦理反思，认为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社会团结的危机。要解决危机，需要树立以道德的集体主义为内容的道德共识，用友谊来拯救社会冷漠，重塑社会的情感纽带。
（作者林建武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