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型互联网平台呈现出垄断的趋势，广大中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大强小弱、发展不均衡的格局已经对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营造公平、开放、包容、有序的数字经济市场环境，推动平台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助力中小企业发展，由长安街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跨学科交叉平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大学市场监管法治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法治轨道上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联合主办的“平台经济反垄断与互联互通”线上研讨会于11月10日成功召开。研讨会聚焦互联网垄断的危害、互联互通的益处和效果，以及如何深化互联互通等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以期遏制超级平台垄断，助力中小企业成长，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流量垄断加剧资本无序扩张，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微信垄断对中小企业以及市场经济造成危害的现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执行所长、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认为，微信屏蔽链接的行为，促使中小企业面临着严重的流量弱势危机。屏蔽链接，放大互联网经济网络效应，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面临存亡选择时时不得不屈服于垄断平台，中小企业和新的市场进入者被迫避让巨头染指的领域，或者以股权、收入等依方式附作为换取平台资源的筹码,无形中为这些巨头的资本无序扩张，不断扩大它的生态版图提供了便利。
杨东强调，平台屏蔽断链接行为，从价值导向上导致我们国家互联网企业更追求规模，而不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创新。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巍也指出，从宏观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超大型平台企业拒绝互联互通的封禁行为，会导致数字经济异化。数字经济本质上是技术创新型、数据化驱动型的经济。如果超大型平台可以通过封禁获取垄断利益，将会很大程度地损害数字经济的市场竞争，进而损害消费者权益以及行业创新。
全面互联互通为中小企业发展赋能增效，反对垄断和歧视性屏蔽意义重大
翟巍认为，全面推进互联互通，不仅能够强化大型、超大型平台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也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非常自由与宽广的多平台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小企业参与了多平台发展空间，具备了多平台属性，通过多平台流量的正反馈效应，使中小企业在与超大型平台企业进行谈判交易的过程当中，具有更强的议价权。
翟巍指出，只有实现全面互联互通，才可以推动超大型平台企业的科技创新，营造超大型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创新的协同发展格局。同时可以营造中小企业和超大型平台之间、中小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公平且高效率的竞争环境。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吕本富认为，中国网民人数已经在接近最高值，网民上网的时间也接近了高值，中国逐步在失去流量的红利。在此背景下，各大平台做流量的圈禁以及者生态隔离就成了新的竞争手段。由于平台企业积累的数据量越来越大，行业产生了所谓的头部化现象，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占比由过去的二比八，逐渐转为一比九。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小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在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对平台互联互通的需求是迫切的。
推进互联互通，为中小企业提供良性竞争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周鑫表示，从反垄断、促进竞争规制的视角出发，互联互通重点解决的是歧视性屏蔽行为。他认为，中国目前不互通的局面虽然是一种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但此种竞争是无秩序且低效的。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仅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是不可能达到有序竞争状态的，因此政府主动的介入管控是有必要性的。
对于数字经济垄断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孟洲认为，需要管理封闭垄断的市场现象，才能使我们公平竞争的秩序能够维持下去，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小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方兴东认为，反垄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激活竞争，打开产业发展新格局。反垄断和平台治理要分开，平台治理要形成一个事前监管的制度体系，除了目前已有的竞争、安全、数据等方面的制度之外，还需要类似国外《数字市场法》的顶层设计，面向未来形成制度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互联互通应坚持法治化、市场化、普惠化的改革方向。监管部门要深化“放管服”的各项改革措施。第一是要完善规则。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既要简政放权，放出活力，鼓励创新；也要明确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边界，致力于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无缝对接机制。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在未来设计法律规则时要严格区分哪些活动要适用商业规则，哪些活动要遵循监管规则，哪些需要倡导性规定，哪些需要强制性规定。第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管出公平，管出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的法律秩序。第三是突出服务。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深化互联互通，可与商业生态自发优化形成良性互动
关于如何检验互联互通实施后对中小企业的正向作用，吕本富认为有三个指标。首先，中小企业的流量成本是否下降。第二，中小企业有没有定价权。第三，中小企业能不能分享成长红利。流量成本、业务定价权、成长红利这三个指标，可以衡量互联互通在促进中小企业增长方面的效果。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副教授陈端介绍，疫情以来，新茶饮、新酒饮、新咖饮等一些中小初创企业，面对新生代人群，用社交平台来做产品的展示，带动了业态创新和产品创新。如果平台封禁持续存在，他们就没有办法共享特定的消费圈层资源，不能进行流量资源的交叉导流和客户资源的共享共拓。陈端认为，互联互通会有助推进中小企业商业生态的持续优化、迭代，进而推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