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传播渠道的改变使政府部门面对的舆情监督更多，风险也更多。如最近在社交媒体接连出现的一些地方大兴土木搞文旅开发项目，屡受舆论诟病。其中，有些快速回应，并着手处理问题；有些则对舆论声音欠缺敏感度，使其陷入更大的负面舆情风险。网络时代妥善回应舆论监督，避免引发舆情风险，对政府工作开展大有裨益。
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与舆情风险
◆ 不应将舆论监督与舆情风险混为一谈
需要明确，舆论监督是我国新闻实践和社会治理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和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看来，舆论监督“意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的、无形的监督形式。
在前文案例中，地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被揭露并引发舆论讨论，进而通过舆论使政府对争议事件回应与整改，体现的正是舆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一条道路，体现了舆论监督之于社会治理的意义与价值。与舆论监督不同，舆情风险是负面的、消极的，是需要规避的、防范的。因此，舆论监督与舆情风险不该被简单混为一谈。只有当舆论中的情绪逐渐溢出，脱离对具体问题理性的批评与问责，成为一种情绪极化的意见氛围，失去交流与对话的可能，舆论监督才异化为舆情风险，才应该以风险和危机应对的思路与方法进行处置。
◆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监督更容易异化为舆情风险
借用清华大学教授郭镇之的观点，在前互联网时代，与其说舆论监督，毋宁说是新闻监督或媒介监督。因为在这一时期，舆论常常是经过意见机构筛选并加以概括的公共意见，称之为媒介监督，强调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称之为新闻监督，强调以新闻为途径或内容。总之，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具有两种特征—— 专业机构发出，使用规范文体。
舆论监督在社交媒体时代发生嬗变。媒介技术对普通公众的赋权间接地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传统媒体不再是行使舆论监督的惟一可能主体，离散的公民凭借即时通讯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逐渐合流，成为舆论监督的新主体。主体的改变自然会带来内容和文体的变化。舆论监督的主体从媒体机构变为普通公民，舆论监督的形式从新闻转为了社交媒体上的帖文、留言、评论及点赞。传统的新闻写作重事实、轻态度，由此完成的舆论监督相对平和；而网络问责往往情绪饱胀、意见先行。因此，以普通网民为主体，以网络文本为形式的舆情监督客观上的确更容易滑入一场舆情危机。
新媒体背景下，应为响应网络舆论监督做出的努力
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虽有异化风险，但不能抹杀其正当性与必要性，为应对舆论监督的嬗变，有关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转变对网络舆论监督的认识理念。如前文所述，舆论监督绝非洪水猛兽，以危机应对的范式强调管控与围堵往往适得其反。有关部门应由“管制”走向“服务”，变“被动承受”为“主动接纳”，加强对网络舆论监督的疏导，避免因沟通不畅引发深层次矛盾。
其次，有关部门需完善网络舆情信息公开制度。公开、透明、以平等参与为核心，应该是新型政务信息的发展方向。打破信息壁垒，无端的猜疑便难以容身，去伪存真之后，有关部门才得以更有针对性地响应舆论监督。
最后，建设快速舆情应对和问责机制。网络让信息传播速度得到空前提高，就网络的传播情境而言，一次迟滞的舆论反馈等同于不做反馈，因此，有关部门对舆论监督的响应也亟待提速。此外，在问题明确之后，有关部门的后续问责也应果断坚决，切不可首鼠两端。
总而言之，为避免网络舆论监督异化为舆情风险事件，有关部门需要在观念上正视网络舆论监督，在机制上建成信息公开制度，在具体操作中重视时效、当机立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