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数量众多，截止到2020年，全美共有近两千家智库，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美国智库对变化多端的国际问题和美国当代事务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美国国际国内政策也有着巨大影响力。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马克·罗姆（Mark Rom）表示，每届联邦政府对智库的依赖程度不尽相同。比如，奥巴马政府为自己是一个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政府而感到自豪，非常重视实证研究，因此智库对奥巴马政府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相比之下，当下的联邦政府很明显“不信任专家”，特朗普总统经常质疑任何权威研究机构的工作。
有学者认为，除了影响公共政策之外，有些智库还往往是那些希望在媒体或权力走廊获得立足点的意见领袖的培训基地。政策和想法往往是通过政治偏见的棱镜所形成，所以知道谁在为这些想法“买单”是很重要的。
罗姆表示，“我认为公众需要知道的是，当智库发布一份报告时，那些阅读这份报告的人应该试图理解报告是否受到资助者的影响”，这一点对于判断报告立场很重要。然而，罗姆同时表示，优秀的智库所做的研究往往更加开放和透明，读者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其独立性。
“智库在政策制定和政治上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埃里克·罗森巴赫（Eric Rosenbach）表示，智库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阐明新思想并努力推广这些思想，二是训练政客从事相关活动，智库同时也是人才的旋转门。比如，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赖斯都来自智库。
位于华盛顿的中美研究中心（ICAS）研究员阿列克·钱斯（Alek Chance）认为，虽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但美国的智库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们识别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为政府提供专业知识和人员，并影响公众。
美国智库在向政策制定者传播信息、塑造公共话语的轮廓甚至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中发挥着许多作用。新闻机构和国会委员会经常要求智库学者提供专业知识。
一些智库的独立研究确实对美国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对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原因的研究，就是智库对政策辩论的独立贡献的典型例证。
然而，美国智库众多，其组织结构和经济来源也差异巨大。即使是在收入最高的21个机构中，美国智库的规模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如兰德公司数亿美元的年收入和几千名员工的规模，甚至让排名第二的布鲁金斯学会也相形见绌。此外，美国还有大量小型智库机构，通常由十几名甚至更少雇员组成，有些年预算还不到100万美元。
相较之下，近几十年来，专门研究较小政策领域甚至研究单一问题的小型智库数量激增——例如气候安全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Security）。然而，即使在最大和最知名智库组织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专门研究外交关系。而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e）则重点关注国内财政、住房和卫生政策，没有外交事务研究议程。
虽然智库不是高等教育机构，但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对华盛顿的影响力甚至高于高等教育机构。20世纪初，随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年）、布鲁金斯学会（1916年）、胡佛研究所（1919年）和外交关系委员会（1921年）等的成立，美国智库出现了第一波浪潮，这些组织往往认为自己是“没有学生的大学”。布鲁金斯学会（最初是政府研究所）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授予了研究生学位。
然而，一些美国智库如今已不再遵循原先以学者为主的研究模式。像兰德公司这样的组织主要参与委托研究项目（大部分为美国政府委托），而像传统基金会或美国进步中心这样的组织，其研究项目更多地予以支持意识形态或党派议程。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一些智库模糊了学术和宣传之间的界限，其研究能力和独立性受到诟病。
需要看到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智库专家往往比美国传统大学的学者更擅长讨论政策问题，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专业性值得重视。尤其近年来，对智库独立性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认为，尽管智库学者确实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咨询，但美国智库必须试图保持与政治的分离，以避免过多直接与政府和政策相互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