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中国智库产出质量问题及其原因

2018-11-19 13:13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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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中国智库产出质量问题及其原因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中国智库发展至今,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近年来,各种智库通过接受政府委托、承担各类项目、推进基地建设等途径为决策部门建言献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整体来看,我国当前智库的产出良莠不齐、质量不高,很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状态。智库产出质量离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研究成果的要求,离党和政府对于科学决策、及时决策的需求,离人民群众对于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还有较大差距。正确看待和理性分析当前智库产出质量问题及其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质量智库产出不足

智库也称“思想库”,智库产出的质量说到底就是思想的质量、成果的质量。高质量的智库产出一般具备“满足急需、制度创新、管用好用、引领发展”等特征,对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我国智库产出质量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标志性意义上,缺乏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前瞻性、现实性、针对性强的重大智库成果,特别是超前性研究的成果不多,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强大引领作用的成果比较匮乏,针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祛病良方”极少,智库成果缺乏公信力和群众基础。

第二,在创新能力上,智库产出成果中的阐释性成果较多、原创性成果偏少,与国际一流智库特别是顶尖智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在公共政策分析方面,侧重于对现有政策进行阐释和传播,智库的专业性、公共性以及以“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的价值理念未能得到凸显,降低了智库成果的质量,影响了智库的声誉。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智库研究报告进行定性分析讲道理的多,进行定量分析用数据说话的少;咨询报告提原则性意见的多,提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的少;依靠文献资料、网络信息、政府统计数据等二手资料的多,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材料的少;使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理念和计算工具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明显不够。

 智库管理治理亟待优化

影响我国智库产出质量的因素是深刻而多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和攻坚期,同时又面临着国际复杂形势和外部环境的干扰,智库建设亟须完成本土化的重构,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此外很多智库在体制、人才建设、治理结构、资金筹措和评价机制等方面也存在不足。

管理体制缺少创新抑制了智库产出的活力。新型智库要让党和政府想得起、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必须瞄准国家需要、回应民众诉求、服务政府决策,促进智库产出的文章、对策、谋划转化为决策部门的文件、决策、规划等,实现智库成果优质产出与高效转化。但是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些官办类智库的活力与潜力很难完全激发出来。这类智库本身隶属于党政管理体制之列,其运行机制与党政管理部门无异,受传统科层体制及文化的影响,这一类智库的学术独立性、相对自由性、舆论话语权、外部影响力均蒙上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同时由于缺乏独立性,不能完全自主地参与决策咨询,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作为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阐释者和播种机”,难以在智库层面发挥生产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作用。对于这类智库,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经费有保障、决策咨询信息集中等优势,通过优化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联合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的优势资源,争取在针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或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强大引领作用的产出成果上实现重大突破。

研究能力不够、问题意识不强。智库产出的质量归根结底取决于智库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和问题意识。在研究能力方面,过去我们在智库人才储备上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在对于高学历、高职称的学院派研究人员过于倚重。有的研究人员由于研究视野狭窄,社会阅历单一,缺乏综合思维能力,产出的成果自然经不起复杂社会问题的检验。事实证明,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人员具备较高的学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更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广泛的社会阅历和一专多能的复合才能,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跨领域的实践经验甚至跨疆域的国际眼界。笔者认为,智库人才应当包括:揭示趋势、引领发展的掌舵型人才,素质全面、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上接“天线”的战略型人才,下接“地气”的本土化人才,精于文案的秘书型人才,善于表达的传播型人才等。此外,一些智库研究人员习惯呆在办公室,不愿意沉下身子深入一线,捕捉不了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推出的成果既摸不到“痛处”,又挠不到“痒处”,要么过于理论化、缺乏操作性,要么过于技术化、缺乏战略性。

智库的治理结构不优,运行机制不畅。首先,国内的智库主要分为官办类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这三大类智库各有特色和优势,但智库之间壁垒较多,缺乏稳定的人才交流输送机制,形成了智库孤岛,各自为政,智库之间的协同创新不够,联合攻关很少,不能有效地整合和发挥不同智库的资源优势及研究专长。其次,智库学者参与政府决策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尚未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目前有部分政府官员离职后进入智库,但这种流动大都是单项流动,智库人员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的情况少之又少。智库专家参与公共政策决策尚未进入法定程序,或者有法不依;部分政府决策邀请专家学者参与咨询流于形式,有的党委、政府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决策咨询更多地考虑专家学者的名气和荣誉头衔,很少考虑专家学者能否接地气,解决实际问题。再次,智库产出的质量与成果的时效性和社会影响力息息相关。由于当前成果转化的渠道并不畅通,重大研究成果完成后,一般较难通过政府组织的成果发布会、宣讲会等多种官方渠道进行传播,二次应用的几率很小。

智库的经费投入不足、评价机制不科学。充足的经费支持是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到智库产出的质量与效果。长期以来,我国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大多数集中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投入到人文社科领域的资金相形见绌,直接用于智库建设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此外,政府对智库建设的投入方式比较单一,更多的是通过委托项目课题的方式划拨资金,而常规性、整体性的自助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对项目资金的追逐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智库研究人员潜心智库成果的研究。除了经费投入方面的问题,智库研究评价机制不优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智库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笔者认为,要充分调动智库学者高水平参与决策咨询的积极性,积极引导和激励智库学者心无旁骛地潜心于决策咨询研究,就应该解决指挥棒的问题,建立和完善与智库研究特点相匹配的岗位聘用、职称评定、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设定评价指标应和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员区别开来,要更加侧重咨询报告和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力。

来源标题:中国智库产出质量问题及其原因

责任编辑:陈龙飞(QY0026)  作者: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