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大肆标榜自己的两党制、多党制，认为只有西方政党制度才能体现民主的真谛，并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政党制度。但近年来，西方政治极化、政党民粹化、政府停摆等乱象层出不穷，欧洲传统政党政治陷入多个两难困境，暴露出西方民主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实质，让所谓“现代民主精髓”的西方政党政治神话彻底破灭。
首先，许多西方政党为了延续生命，追求吸引新支持者以最大化选票的同时，却丧失了原来的身份及传统支持者。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各国政党为扩大票源以赢得权力，开始淡化原有的意识形态、倾向及身份，开始内化和吸收反建制政治力量的主张及政策。加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选民的要求日益分散。政党以追求选票为根本，受制于选举本身和民意走向，在不断改变中陷入迷失。当遇上经济不景气、安全威胁等难关时，社会矛盾和裂缝就更加突出，欧洲多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草根与精英之间、原住民和移民之间以及左倾激进化与右倾极端化之间的撕裂。这时，主流政党已经很难凝聚社会共识、整合政策诉求，在回应碎片化的社会需求时甚至陷入自我分裂的境地。
其次，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壮大，取代了政党利益整合、利益表达的传统功能，西方政党为迎合民众以求选战的胜利，逐渐丧失议题设置功能。一方面，通讯科技、大众媒体带来资讯大众化，民众不再轻易相信政党的话，原本依靠议题设置来争取民众支持的政党，转而求助于舞台式的表演风格来讨好选民，政党丧失议题设置功能。另一方面，当面对失业率上升、恐怖袭击威胁、社会治安恶化的严峻形势，欧洲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民众丧失安全感，传统政党没有及时正面回应，极端政党、其他社会组织乘虚而入，同样削弱主流政党的议题设置功能。如2015年11月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后，在12月举行的法国首轮地方选举中，国民阵线创下该党历史最好成绩；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德国的“佩吉达”运动(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占领欧洲央行运动”等新兴社会运动正取代传统政党，制定社会的核心议题。
再次，政党必须满足选民的要求以换取下次选举的继续支持，与其必须根据专业知识和负责的精神维护国家长远利益之间陷入两难。例如，贸易保护主义虽短时间内让国内企业受益，但长远看破坏自由市场，违反国际约定；政府大量投资基建工程，虽在短期间提供明显的效果，但长远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措施；实施改革如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业、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固然十分重要，但对本届政府来说任期内难看到具体成果，又会因改革措施带来的即时痛苦，影响本党派下一次选举的胜利；降低税收和提高福利的承诺在选举中很受选民欢迎，很多政党过度承诺选民，以致政府长年入不敷出依靠发债度日。同时，在野党热衷于抨击现行政治体制，却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方案，反而阻碍了政府有效施政。
除此之外，政党实现政治的社会化以及为国家挑选及培训领导人的功能，也明显在政党追求扩大选票过程中被削弱了。不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西欧国家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都承担着推举政府领导层(包括内阁成员及各部部长)的责任，被推举出来的官员实施所属政党的政纲，代表着把选票投给该党的人民。一个政党能不断培养及推举出可以问鼎国家领导位置的人选就可以稳定自己的权力及地位。政党由传统依赖基层组织动员，转向现代依赖大众媒体为宣传平台，战略也变成让善于在媒体上表演的个人魅力型领导人出战，但此类政客不一定是有能力、有担当的政治家。当选举胜负成为政党唯一的追求，只重视发掘及培养在媒体选战中能言善辩、善于跟媒体打交道的候选人，政党为国家挑选及锻炼施政人才的功能也就被废弃了。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政党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代议制民主自身设计上的弊端造成的。代议制民主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认为只要走完“一人一票”选举程序，民主就实现了。在选票第一的“程序民主”中，竞选主张为选票服务，不论“左”“右”，无需“主义”，抓住选票就是“王道”，最终导致国家政党碎片化、民粹化、媒体化与“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等乱象。
（参见：《西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多重两难困境 》《“现代民主精髓”神话破灭 西方政党政治遭遇四大危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