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界一直标榜自己的记者能监督政府、揭露社会中的腐败与黑暗，恪守“看门狗”的职责，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王国”“守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块净土”。但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学界与普通民众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充斥着“自由主义偏见”与精英化倾向的美国主流媒体，已经不能承担代表主流民意的“公共场域”职责，只能将其称为代表精英阶层利益的“小众精英朋友圈”。
第一，美国主流媒体因“自由主义偏见”陷入“公信力困境”。在美国媒体界，“自由主义偏见”问题由来已久。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吉姆·库普斯教授曾对116家美国主流媒体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自由主义倾向在美国媒体界广受追捧。记者们普遍认为，如果在工作中表达中立或保守的观点，就会被贴上“少数人”的标签。这导致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2016年美国大选时，美国中下层普通选民关注的议题鲜有出现。
《纽约时报》总编辑迪恩·巴奎特就说，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大都市是全国性新闻媒体的聚集地，但他们没能更深入地了解整个国家，并与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草根基层——有效沟通。由此造成的与真实民意间的“信息鸿沟”，不仅导致主流媒体对大选结果的误判，也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使得西方主流媒体标榜的代表“主流民意”的光环正在逐渐失去。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在尼克松执政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达70%以上，但2016年这一数据已跌落到32%。
第二，与基层社会、权利中枢脱节使西方主流媒体陷入“脱域危机”。西方主流媒体一方面与基层民意“脱敏”，另一方面也与政治权力中枢脱节，导致它们陷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种“脱域危机”当中。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媒体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包括《纽约时报》、CNN等主流媒体在内的约200家媒体选择为希拉里背书，而为特朗普站台的媒体则屈指可数。特朗普上任之后，与主流媒体的关系更是濒临失控。他怒对CNN“撒谎可耻”，抨击《纽约时报》“堕落”，甚至不让纽约时报、CNN、洛杉矶时报、BBC、赫芬顿邮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参加白宫某些场次的媒体吹风会。CNN爆出的丑闻则表明，“反特朗普”已成为传统主流媒体用于获取“吸睛效应”的不二法门，为此它们已经没有精力和兴趣去回应广大民众的普遍关切。因此有观点认为，作为美国民主政治根基的政府与媒体之间的“竞合”机制已经瓦解。
无独有偶，2016年5月英国“脱欧”公投也上演了与美国大选相似的一幕。在《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主流媒体一致呼吁留在欧盟的情况下，51.9%的民众选择退出欧盟。投票结果显示，大伦敦地区支持留欧者占据多数，但除此之外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是脱欧派占据多数。这导致身居伦敦的“舰队街”成员们忽视了偏远地区和底层民众的呼声。英国支持脱欧的民众与美国“铁锈带”的白人蓝领一样，都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掉队者”，很容易对孤立主义甚至民粹主义产生认同感。新闻工作者对草根基层暗流涌动的民意竟然“无感”，充分说明“脱域危机”已经成为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集体性症候。
第三，为精英阶层代言的西方主流媒体逐渐由代表主流民意的“公共领域”，蜕变为偏安一隅的“小众精英朋友圈”。从西方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的学历构成上看，当前的英国记者中，86%的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而在从业三年以下的青年记者群体中，这个数字高达98%，还有36%的青年记者拥有硕士学位，美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种族多元化程度上，美国和英国的新闻从业者中，白人都超过了85%，远远超过这个群体在人口统计学中的比重。这些有关新闻业的调查数据表明，英美新闻业都呈现出显著的“白人精英主义”倾向，得到了新闻赋权的精英阶层，直接控制了新闻来源。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重点聚焦于社会精英，无论是报道主题还是采访对象，在各个问题、各个环节上精英阶层都有更大发言权。此外，他们很难对身处小城镇和乡村的基层民众有切身的认知，更无从关注这些群体的切身利益。这样一种过滤机制，实质上把西方主流媒体从自己所属的具体“场域”中抽离了出来，使其由代表主流民意的“公共领域”，蜕变为偏安一隅的“小众精英朋友圈”，从而使得普通人的声音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成了一种“圈外人”效应。
可以说，当前西方主流媒体既缺乏与决策层进行有效沟通和对话的机制，也无法深入基层体察反映社情民意与舆论动向，还表现出典型的“精英化”“圈子化”特征，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其为何不再主流。
（参见：《史安斌：西方主流媒体为何不再主流》《美国主流媒体病症透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