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一直宣称西方民主是普世价值，是解决全球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近年来，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袭危机等多重危机影响下，欧洲中下层平民面临“贫乱交加”的生活窘境与精神困境，对既有体制和传统精英的失望与不满潜滋暗长、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在欧洲等西方国家迅速抬头导致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和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集中爆发。
民粹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文化民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传媒民粹主义等。其中，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民粹主义最让西方主流民意关注。原因在于，这种民粹主义以“运动”“政党”作为自己的组织基础，借助体制化的各项合法权利反对代议制国家，谋求执政地位。
实质上，民粹主义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兴起，与之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具有因果关系。新自由主义政策解决了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快速增殖的问题，但其自由化政策却又造成了全球财富、国民财富向极少数的富人迅速集聚，更加扩大了平民与精英阶层的社会鸿沟。其次，从经济政策看，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财富分配两极化现象严重、地区间分化加剧，造成普通民众不信任精英的诉求增多，民粹主义兴起。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民粹主义折射出西方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长期解决而无法解决的困局。
第一，产业困局引发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一些欧洲国家走上了去工业化、买空卖空、举债度日的歧途。以西班牙为例，1986年加入欧盟后，西班牙加大了金融资本的自由化，逐渐形成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加入欧元区，西班牙劳工不再便宜，工厂逐渐停产，于是又步入去工业化进程。1997年至2005年，西班牙房价暴涨了177%。到2012年，房地产不良资产高达375亿欧元，银行业危机全面爆发，政府为救助银行而陷入债务危机；民众负债累累，2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甚至许多中产阶层都沦落到在“食物银行”外排队领救济。
第二，福利困局引发民怨沸腾。多年来，大部分欧洲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在产业国际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以希腊为例，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尽管生产能力未能与高标准欧元区国家同步，但却在福利水平上大踏步看齐。希腊总人口1100万，在经济危机前公务员人数高达100万，他们每年领取14个月工资，退休后可领取达工资水平90%以上的退休金，同样可每年领取14个月。不切实际的高福利政策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到2009年底，希腊债务总额高达2940亿欧元，相当于人均背负2.67万欧元的债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第三，人口困局引发民心焦虑。高福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本国必须有足够多的能创造财富的青年人口。然而，欧洲当前已深陷人口危机之中。根据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201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欧盟28国近年来的总生育率均低于维持人口规模不增不减所需的2.1的水平。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5年欧盟有510万人出生、520万人死亡，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这种负增长所造成的财富创造能力的下跌引发民心焦虑。
第四，选举困局引发民主闹剧。面对危机，欧洲各国必须在选举制、议会制、中央同地方的分权等方面进行改革。然而，在选票至上的西方民主制度下，在民粹主义势力的制衡下，改革不仅可能面临失败，而且可能进一步激化国内矛盾。以意大利为例，2016年意大利总理伦齐提出修宪法案，其核心是限制参议院权力、扩大众议院和总理的权力，从而提高立法效率。但民粹主义政党指责此举将引发意大利政治民主的倒退，而将公投引向“民主”与“反民主”的论战，最终公投否决了修宪法案，伦齐也含恨辞职。
第五，信息社会转型困境对传统决策系统带来冲击。信息社会拓展了民粹主义的范围，为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动员手段，放大了民粹主义的不满，削弱了抵挡民粹主义的社会机制。民众意见日渐嵌入到权力及决策系统内部，使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民粹主义成分。决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个议题，都受到公共舆论过程中多种意见流的对抗和争辩的影响。比如，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即显示了传统政治组织动员能力的下降，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在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反对他的情况下，仍然赢得了大选。
总而言之，民粹主义虽然有直面问题的迷惑性和吸引力，但也有激化问题的颠覆性和破坏力。杂乱无章、华而不实的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势必会让人们对所谓的普世价值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参见《如何看待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张剑荆：西方民粹主义是对现有国家体制的政治反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