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上海来说，还是需要一点冒险意识的。特别是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全球城市和科创中心的目标定位背后，离不开“冒险因子”的支撑。
早些时候，杨雄同志陪同市长咨询会议“智囊团”造访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这些智囊们对这个集教育、创作、演出和公共空间于一体的文化设施兴趣盎然。著名医药企业罗氏集团首席执行官赛福瑞·施万的一席话也许道出了他们的想法：“很高兴看见上海这样一个走在科技前沿的城市，也有雄心要成为一个艺术文化方面的领先城市。希望上海通过文化艺术的建设，为科创中心建设营造出愿意冒险和尝试失败的文化氛围。”
是的！如果没有文化的“冒险因子”和恰当的人文环境，科技创新的步伐很难迈开。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领风气之先。尤其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上海拥有“远东最大的电影院”“最大的游乐场”以及“最大的舞厅”，还有最早的交响乐团、最早的电影制片厂、最早的芭蕾舞剧、最早的流行音乐以及一批享誉全国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包括出版家、编辑家和经纪人。在地方戏曲上，上海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沪剧、滑稽戏、评弹、越剧、淮剧等的发源地或发祥地，甚至在京剧的传播和创作上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上海文化与生俱来的“冒险因子”有着紧密联系。
上海是我国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和发祥地。工业社会讲规范、讲标准、讲精确、讲流水线，而文化讲差异、讲个性、讲感觉、讲创造性。看似大相径庭，却在上海这座城市得到了很好地融合。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冒险家精神逐渐消遁于工业社会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操作程序里，扼杀在只求平稳、只求成功、只求保险的管控思维中。
同时，我们在机制上还有一个严重的缺失，即没有足够的容错机制或者说试错机制。由于这种机制的缺失，一度造成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观念。这对文化艺术而言，就失去了探索的动力、冒险的勇气，久而久之就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加之全球化浪潮冲击，上海的文化艺术锐气出现钝化。因为全球一体化是把双刃剑，既带来便捷，也带来模仿和雷同。但凡全球化浪潮所过之处，往往摧枯拉朽，淹没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消解着城市的传统习俗和审美旨趣，瓦解着城市的乡愁依托。
城市是贮存、流转、创造文化的容器，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是文化繁衍的基础和动力。作为文化容器的城市，应该保护、体现和弘扬这种多样性和多元化，避免遏制多元、窒息个性、催生趋同的弊端。要学会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城市特立独行的秉性，力戒“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趋势。这尤其需要在文化艺术上拒绝平庸，而平庸恰恰蕴含在不敢冒险之中。
举例来看，世界文学艺术从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法国的雨果是立下汗马功劳的。然而我们可能并不清楚，他的浪漫主义巅峰地位，一开始是因剧作《欧那尼》而确立的。此剧于1830年在法兰西剧院公演时，曾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一场博弈。演出前，浪漫主义的拥趸和古典主义的卫士甚至在剧院门口干起仗来。但是，雨果这部浪漫主义剧作的颠覆性演出，最终打破了古典主义的窠臼和程式化的桎梏，成功结束了古典主义对欧洲文坛乃至世界艺坛的统治，开启了浪漫主义的新时代。
翻开艺术史，这样的冒险比比皆是。毕加索不冒险？马蒂斯不冒险？马尔克斯不冒险？当时，他们的出现都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他们却一个个成为公认的大家，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难以逾越的高峰。如果不能营筑这样让“冒险”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可能就呼唤不出这些大家巨擘了。
行走在世界，不断有人和我提起我国台湾地区的云门舞集。这是一个公认的优秀现代舞团，也隔三差五会在上海演出。但我时常会想，为什么我们上海没有一个这样在全世界叫得响的民营团体？
实际上，在当代艺术创作生产与传播中，中国几乎与世界没有落差。如现代音乐、现代舞蹈、现代美术，中国的艺术家与世界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且与国际一线市场几乎同进步。谭盾、陈其钢、蔡国强等都是在国际一线活跃的音乐家或视觉艺术家，经常携他们的新作穿梭在世界各大城市的音乐厅、音乐节或公共空间里演出。至于当代艺术领域，中国的美术作品更是早已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很快就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主流市场拥有追捧者。
然而，这些在艺术界拓展疆域的“冒险家”，几乎都不在上海。坦率地讲，上海还缺乏他们生长和发酵的气候与土壤。同时，我们与外部艺术世界似乎有一种隔膜和障碍。特别是，我们的文化还习惯性地把当代艺术边缘化，因此往往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此而言，拆除横亘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有形和无形籓篱，上海需要有大的作为。（作者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