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民主国家的差劲表现有目共睹。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对民主国家的测评分数每年呈递减趋势。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从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让人失望。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局势反而一直恶化，埃及出现新的独裁统治，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呈无政府状态，而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出现了新的激进伊斯兰运动，甚至激进的“ISIS”；橙色革命并未改善乌克兰的总体状况；几内亚、塞拉利昂或利比里亚一直无法处理最近的埃博拉疫情。为什么在世界各地，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
国家治理能力跟不上引发民主合法性丧失。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包含三种基本要素：国家、法治和民主责任制。相对来说，民主比法治或现代国家更容易构建。然而，国家的合法性不是取决于民主体制的深化，而是取决于提供高质量治理的能力。许多新兴和已有的民主国家，恰恰没能跟上公民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反过来引发民主的合法性丧失。
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侵略和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随后美国在两国组织民主选举，产生新的政府。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均没有发展成现代国家，无法保卫领土免遭内外部敌人侵犯，也无法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
2004年的橙色革命迫使乌克兰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但是政府软弱腐败，并没有改善管理的总体质量。如果不能解决腐败之风，新上台的政府也将无法生存。
过去30年间，民主已经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如今，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所缺少的是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公民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是如此，印度目前饱受普遍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的困扰。
相反，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能够提供高质量服务，这使得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声望不断提高。
对民主转型的一种误解：认为国家的现代性与零腐败相联系。几内亚、塞拉利昂或利比里亚一直无法处理最近的埃博拉疫情，不是因为他们的公共卫生系统中腐败之风盛行。相反，问题是这些国家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不足——医生、护士、医院供电，以及干净的水资源等缺乏。
相比零腐败来说，“国家能力”更能描述什么是国家现代性的核心。现代国家提供各种复杂的服务，让人眼花缭乱，从保存经济和社会数据，到救灾、预报天气和控制飞机航路。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在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方面进行巨额投资，保证政府操作；简单的零腐败无法做到这些。许多拥有相对高效政府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及丹麦——都曾构建出一种现代“韦伯式”的官僚机构；当前西方国家之所以保持了高效，仅仅是因为在转型中保留了原来的高效国家机构。
民主与现代国家建立这两者的先后顺序，决定了政府的质量。如果现代国家政权的巩固早于选举权的推广，国家通常能在现代继续存活；如果民主早于国家改革，则往往会招致裙带关系的泛滥。典型例子就是19世纪的美国。美国率先赋予全部白人男性选举权，然而，当时美国的民主和国家治理很明显不相匹配，随后，美国的“政党分肥制” “政党庇护制”高度泛滥。这有力地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民主充当了裙带关系的推手；在国家变得富裕时，它能开辟道路，创建更高质量的政府。
（福山，美国著名学者，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本篇摘自作者刊发于美国《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同名文章。）
文/义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