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说成是“黑暗时期”。这种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特殊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客观来说，中国在这个时期建构了日后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成为中国后来30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
对比中印，这种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提振作用就很明显了。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60年后，中国在联合国编列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上长期优于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仍未达到中国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与1985年时的中国相当。在民众的健康、卫生和平均寿命等各种指标上，印度落后中国的幅度都超过20年以上。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更是日益扩大。1991年印度的名义GDP为2900亿美元，中国是4150亿美元；2001年，印度达到4980亿美元，中国则为13240亿美元；2013年印度为1.8万亿美元，中国则突破了9万亿美元。
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必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过去15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是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的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的渗透与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
2008年，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让人们对孟买的贫民窟大开眼界。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孟买1400多万人口中，60%住在贫民窟。有一个叫达拉维的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可能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万人，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3平米，没有正常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苍蝇乱飞、老鼠横行，各种传染病频发，堪称人间炼狱。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的势力是黑社会老大，控制水电，掌握像奴隶一般的童工与娼妓，他们长期包养警察，还与政客勾结，让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孟买市政府过去15年推动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像蜗牛爬行一样慢。
孟买在印度经济体系里的核心地位与上海相当，但在城市建设上想要追赶上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上海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而孟买的基础设施仍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麦肯锡2010年的报告显示，孟买未来十年需要投资2万亿卢比（约合1946亿元人民币）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孟买很难复制上海过去20年的神速建设。一方面，中国的体制可以大幅缩短公共建设时间。上海建设一条地铁线，从规划、征收、发包到完工平均只要4年，这在行政效率低下的印度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孟买根本没有足够资金。过去，中国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很多人无法理解，但将上海与孟买两相对照，就可以理解为何有学者主张，中国经过的前30年并非全然错误。
（摘自朱云汉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朱云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
文/义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