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政治体系植根于“金钱—权力—金钱”基础之上，美国政客们对金钱至上及权力腐败习以为常，却日益在民众中失去公信。
利用腐败抹黑对手。美国宣称自己拥有最完美的社会及经济体系，是全球最公正的国家。它在全球逐步推行本国标准，将之作为国际组织、国际关系体系以及个别国家的准绳。不招美国待见的任何政府，都会被扣上侵犯人权以及深陷腐败的罪名，然而类似的指控从来不会落到美国的盟国头上。例如以色列、沙特，两国的制度完全与西方的人权标准背道而驰，但华盛顿从未就此指责过它们。美国揭批腐败也有选择性。时间、地点、场合皆经过精心考量。只要某个亚洲、非洲或是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失宠于美国，他们在外国银行的“腐败账户”便会突然浮出水面。倘若没有类似证据，就会有国际专家站出来发布“独立评估意见”，称“专制者将数百亿美元转移至海外”。相关转账显然需要借助美国的银行体系，但美国从来不会提及这一点。
利益输送已合法化。美国自身是否也遭遇过腐败指控？当然。只是这些声音在全球性媒体上难觅踪影。此处重要的不是个别的违法现象，即直接受贿，而是在于有法律护航，让金钱对权力的影响力以及权力为大企业有偿服务的行为合法化。院外游说集团已经渗透到美国权力架构的所有层面，这些职业说客不只为跨国公司或是美国企业叩响权力之门，也为地区企业奔走。没有大笔资金，根本无法成就政治前程。国会掌握着预算大权，议员只要“正确投票”，在院外集团的牵线搭桥下，他的竞选账户便不会缺钱，或是拿到对自己选区有利的基础设施项目。回报五花八门，体系无比复杂，且一切都无懈可击。至于官员，就更简单了。美国的“权力旋转门”现象屡见不鲜，官员们在仕途和从商之间不断转换，高薪、令人艳羡的职位便是对其当政期间“正确”工作的回报，或者干脆将自己人安插到政府当中。
政治精英以权谋私。近年来，美国政治体系的腐败达到了高峰，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合法化，以及一线政治家公开为己谋取私利。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于2010年被合法化。过去，公司、协会及私人在竞选时所捐赠的款项有严格数额限制。这一组织合法化后，企业虽然不能为候选人的竞选基金输入大笔资金，但却可以向所谓的独立组织一掷千金，这些组织也有权开展竞选活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总统及国会选举的影响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最近的两位副总统切尼和拜登，赤裸裸地袒护家族企业。切尼帮助他曾经担任总裁的石油企业哈利伯顿公司在伊拉克拿到了订单，而负责乌克兰事务的拜登，其子进入了一家乌克兰天然气开发企业的董事会。除了他们，两位总统候选人，即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同样是权力与金钱联姻的最好例子。布什来自典型的精英家庭，代表石油企业的利益，而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也一直干私活，为自己与克林顿的基金会筹款。
寡头决定谁当总统。近年来，普通百姓对于由职业政客、院外游说者和大企业所组成的统治阶层越来越愤怒。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认为腐败在政府中无处不在者的比例增长了9个百分点，达到75%，不满对象也蔓延至整个权力架构，如国会、两党高层以及超级说客们。在共和党内部出现的茶党，便大举揭批精英腐败。在此次总统选举中，普通民众的反精英情绪上升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一些非精英的，更准确地说是体制外的竞选者开始崭露头角。
显然，他们当中无论谁当选，美国腐败的权力体系都不会消失。就像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一席肺腑之言：“美国是一个寡头而非民主国家。美国民主是虚伪的，不管控制国家和媒体的寡头向它注入了多少资金……令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政治体系事实上已被摧毁。如今，只有政治行贿没有止境的寡头才能决定推举谁当总统候选人、让谁当选。州长、参议员、众议员也是如此。”
（综合：《参考消息》2016年2月5日，《腐败令美国政客失信于民》等相关资料）
文/义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