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乃至世界，人们的精神世界是靠宗教信仰支撑的。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精神，契约精神和职业精神，都源自基督宗教。中国过去很长时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革命精神与共产主义精神大厦。那么，不搞暴力革命了，曾经的革命精神还管用吗？如果不管用，又该生成一种什么样的新精神系统，或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大厦？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尤其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大使命，十分尖锐、十分现实、十分迫切。
社会人较自然人的根本差异在精神。自然人唯一要满足的是生存，正所谓一个人没有饭吃时唯一要做的是找饭吃。当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也就是为文明所熏陶或被文化所重塑后，特别是拥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不再为吃饭发愁时，追求重点便由物质满足转向精神满足也就是价值实现。如何才能避免转变过程中发生蜕变，保证顺利转变和提升，两大途径缺一不可。
一个是自我修养，也就是在生活中感知和认知，逐渐提升精神境界，改善调适和平衡能力；另一个是完善社会价值系统和精神大厦的建构，保证形成优良的张扬高尚的环境氛围。自我修养是提升人生品质的最重要途径，同时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平天下从修养身心做起，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的同样是功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
延伸开来，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即使拥有强大的资源调节力，甚至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也仍然无法满足人的无限欲望，只是循着满足物质欲望进行的执政行为，最终将葬送执政地位。所以，平衡人的物质和精神追求更重要且根本。
衡量一个社会成熟与发达的重要指标，在于其是否最大限度地美化人性、张扬神性、抑制兽性。优良的社会把坏人变成好人，扭曲的社会把好人变得丑陋。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特别是形成能够让精神得到张扬的氛围甚至气场。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形成良性循环？首先是引导价值追求，以此支持更高的精神世界。这其中涉及弄清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什么是社会价值和如何实现社会价值诸多基本命题。在此基础上从利益入手，让各个方面的人们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非通过制度将利益集中于一个阶层、一个集团。
可以断言，当官员不可以收买，企业家不可以替代，知识分子拥有不可逆、不可移的独立人格时，那么中国社会就实现了提升，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就大大丰富，每个人在得到物质满足的同时就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满足。
国家和民族成长于精神，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难以长期保持，失去精神支撑的物质创造难以维系。这便是物质与精神相生相伴的辩证关系。182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处于全球之冠，因为失去精神支撑，几乎以与罗马帝国相同的路径和方式走向衰落。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早已证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一定是因为拥有超越他民族的生产力，而生产力与精神高度关联。
在中国，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同样证明，强大的精神力量总能让我们克服看似不可逾越的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当下中国，由于信仰缺失，精神弱化，导致社会摩擦和冲撞大量产生，民众的幸福指数也并未与经济发展同向同步，甚至反向运动。这已经成为中国梦的最大羁绊。
如此，走在大国崛起道路上的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引领者，就必须激发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尤其要重构巍峨的精神大厦。这是一个现实任务，也是一个历史任务。这个过程艰难而曲折，其挑战性远大于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至少在阶段性上讲是这这样。这里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一句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这是中国梦在精神世界的特殊要求，也是必然要求。
（注：本文为作者《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精神建构”部分引言。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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