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总有人把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视为救世良药，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能带来所谓“民主”，才能实现公平公正。事实上，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主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成为资本力量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重要工具。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理论，“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启。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的萧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的失败。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经济自由”，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称CBO)发布的数据，从1979年到2013年，最贫困的20%的家庭的税后平均收入增长了46%，位于中层6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41%。但引人注目的趋势在于与之同时期发生的“1%现象”：从1979年到2013年，位于顶层1%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92%。“1%现象”使得收入不平等问题愈发尖锐。从1977年到2007年，美国经济中3/4的收入增长都归属于位于上层20%的家庭。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差异恶化最严重的，也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最近，专注于收集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分析世界不平等现象趋势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The 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了一份题为《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的报告。包括法国学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发现，在1980至2016年间，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实际收入总量的28%，而收入后50%的人只得到其中的9%，在西欧，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51%的人相当；东亚经济体早期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收入差异的最小化，为社会公平的世界典范，但1990年代末以来，这些经济体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收入差异快速扩大。
此外，东欧各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也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在这些转型国家推行的是以“华盛顿共识”为范本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专门针对苏东等转型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完全自由化、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等内容。但是，上述举措并没有使这些国家从“休克”中获得重生，并没有进入想象中的富裕、自由和幸福的天堂。相反，却使这些国家陷入物价飞涨、失业剧增、收入下降、犯罪猖獗的衰败局面。
（参见：《郑永年：收入不平等是革命的前奏》《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收入差距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