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推出一项改革新举措：“湖长制”。此前，“河长制”已经在全国推行。从“河长制”到“湖长制”，折射了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持续努力和探索。
第一，在目标设计层面，更加以“公众感受度”为出发点。
区别于传统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要求评判方式不只是自上而下的、纯数据化和指标式的评判，而要更多引入自下而上的、公众主观感受的评判。即使有指标设计，也是类似“优良天数”“森林覆盖率”“黑臭水体消减条数”等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让一项项数据背后的“人”得以浮现，即重视所谓的“感受度经营”。这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直面的问题和涉入的深水区。
第二，在推进动力层面，与高新技术更加融合，催生新经济业态。
新时代的环保工作，前进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新技术、新业态。我们会看见更多绿色化的高新技术和商业形态。例如，基于人工智能的清洁生产技术，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污染点位实时监测和供应链体系。又如，由个性化需求催生的“环境医生”和“环境保姆”、打包式园区环境治理、生态环保型社区构建等。其中的“需求”，显然应当是“有效需求”。只有精准识别有效需求才能带来一系列商机，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找到“绿水青山”通往“金山银山”的途径。
第三，在监管体制层面，资源、环保等责任部门的管理效能加快融合。
新时代的环保治理体系将迎来一场深刻变革，自然因素的产权更加清晰，行政管理的系统性和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更为契合。“国家公园体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将打破部门分割、地域分割、权责分割，克服生态环保中多头监管的碎片化问题。通过横向职能整合及纵向监管的增强，“水利不上岸，环保不下水”的治理困境有望消除，“山水林田湖草”的大生态环保观有望进一步确立。同时，森林、山岭、田野、草原、河流、滩涂等自然资源资产都会有“产权”归属，且相关责任能够得到切分细化。
第四，在治理区域层面，进一步确保城乡环境治理的公平性。
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交通拥挤、房价高企加之城市空间布局的不科学，导致一些地方的“工居混杂”现象明显；而在一些农村地区，高污染、高耗能型企业是一个“顽疾”。有鉴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及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可见，下一步环境治理致力于实现均等化、实现公平受益，而这正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具体内涵之一。
第五，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将从参与者、贡献者转变为引领者。
从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居中斡旋的身影，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首倡“绿色金融”……新时代中国的生态环保工作，已不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而要立志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意味着有些环保标准不仅要针对国内，还要对接国际标准，必将倒逼国内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改革。（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