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时代性这一重要因素。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必须回答时代演变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代性问题导向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强劲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回应时代演变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的。
“重塑全球化”与命运共同体
一定程度上说，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面临的新时代课题就是围绕全球化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他强调，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事实上，导致难民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
但现实情况是，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反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从理论上考察，反全球化呼声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后全球化”的观点。主要认为，全球化正在逼近其自身的限度，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随着生产方式由资本空间向非资本空间扩展，总有一天会达到自身的限度。二是“新全球化”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百年全球化之所以造成民族主义出现，恰恰是一直以狭隘国家主义为目的，掠夺、霸占、独占、转嫁危机为手段，以倡导全球价值和文明为口号掩盖狭隘民族主义的用心。
目前，“重塑全球化”认知已经成为世界上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知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题目是《世界新趋势》，副标题则为“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它新就新在从传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到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内涵的新全球化成为新的世界重塑力量；新就新在以新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经济实体配置；新就新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活跃的文化政治经济共同体；新就新在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用和平、分享的方式带动社会繁荣及互相尊重利益和主权的全球合作治理。
无论是“后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都承认全球化意味着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广度上的增加、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化，其中包括人类组织的变化或变革。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为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然，全球化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
针对新时代的“重塑全球化”使命，中国人的对策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构想和战略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下，人们必须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
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还是让不少人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回答相关问题先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他进一步强调，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教导人们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就能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五个“坚持”的行动方案。在伙伴关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格局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发展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明交流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建设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五个“坚持”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这就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所谓“靶向治理”，而是形成为一种具有从变革治理行为到变革治理规则的系统性“综合治理”。
可以预料，这种全球治理是标本兼治的行动方案，是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到生态建设各个领域的纵深变革，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新时代，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并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此，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正确的路径是，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处超越文明优越。
“美好生活需要”与美丽中国
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方能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是，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并不比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少，而且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以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被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新需求新问题不断出现。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重要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中国人正在向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迈进。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中国要全面推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建设，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特征，新就新在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就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就新在党要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进而引领承载着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物质文化需要”的提法会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新特征呢？这里存在理论、思想以及日常生活诸方面的认知因素。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存在一种“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的误读。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指出，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说成“物质利益决定论”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同时，还有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的现象。这两种观点不能说对中国学者没有丝毫影响。
其实，恩格斯有先见之明。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而对于所谓“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现象，列宁曾明确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给我们加上的一个罪名。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呼吁。譬如，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这方面的众多理论阐述，还有待于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创新。
其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中，存在一种“GDP主义”和“一手硬一手软”的误导。
当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民生短板、治理体系和文明水平等。其中，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特性相结合的认知因素，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 抓经济建设与抓环境保护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依然存在。由此，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雾霾、食品安全、饮用水污染、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
在此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得到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认知，正在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共识。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现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正在转化为全国上下的自觉行动。
最后，对人们未来愿景的追求中，存在一种“商品拜物教”和“理想信念淡化”的误区。
应当指出，人们在批判金钱和“市场万能”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积极维护理想。哲学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在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时指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被推向极端，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次要地位。人们高消费的热情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出现了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法兰克福学派还尖锐地批评“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造就了人性的危机。在广告的世界里，异性的青睐、社会成功、事业成就乃至人生的幸福，似乎都不必通过诚实、品格和艰辛工作取得。有鉴于此，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
对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我们是不是更需要弘扬艰苦朴素、勤俭治家的优良传统？是不是更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健康的生活、生产方式？这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现实课题。（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