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涉及未来社会的市场问题，甚至他们预测未来社会不需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后来的《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认为未来社会是消灭私有制，由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是协作的，并且按协议分配全部产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了“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说到了“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使用“劳动凭证”计量劳动量和参加分配。
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俄，一方面为了保护新生政权，另一方面出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考虑，曾经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3月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新经济政策实施到1929年，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斯大林作出了重大调整。
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的认识，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刻地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两位领导人对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源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与突破。
从最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新的社会形态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从毛泽东的看商品生产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到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实践过程的生动体现。这也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