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改革 擘画筑梦中国新画卷

2017-08-17 08:31 宣讲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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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矢志改革,擘画筑梦中国新画卷

核心提示: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找准突破口,不断给人民群众带来扎扎实实的获得感。通过对经济制度的完善来为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创造一个好的制度条件。我们深信,这一次发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必将确保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7月26日至27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回顾历史,种种问题交叠,谁能正视问题,谁能拥有大智慧,看清历史迷雾下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谁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被淘汰;谁才能引领历史的洪流,沿着正确的航道,奔向人民期望的方向。

正视危局,探寻富国强兵新路

中国原本是自给自足、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并不派代表驻守别国国都,也不干涉别国内政,经济方面,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然到了十九世纪,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特殊时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奏疏中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观察。

当时人们多以为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言过其实,而今人们却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能做到从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看待问题,但是历史却将要无情的做出抉择。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压迫节节加紧。工业化国家增多,各国均须在海外寻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即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

当时或许有很多人们认为我们几千年来一切的国难都敷衍了过去,这一次也能敷衍过去。然而我们当时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英国要联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日本以大和民族利益为中心,这也绝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

从民族的历史看,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然而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才有了少数人的觉悟,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李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直言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

李鸿章同时寄希望于教育改革,培养梁启超后来所说“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少年。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治标方面,奕訢、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

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才能生效。

然而,以中古的生产来负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政府不能正视迫在眉睫的问题,改革缺乏统一规划,事权不一,掣肘者多,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结局必然落寞。

丧失改革的机会,让人痛惜。不能彻底改革,也不能救国救民。历史做出了无情的抉择: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

从国情出发,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

改革回天乏力,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严禁中国人民和清朝官吏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清王朝俨然成了“洋人的朝廷”,“新政”和“立宪”骗局以及镇压保路运动激化了矛盾。

时局激烈动荡,统治者主动实行的,慢慢修正的,一个量变的过程的改革,已然被历史抛弃。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辛亥革命爆发。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1921年,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一群年轻人,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我们党从一开始的斗争,就伴随着对国情的考量。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从此开始。1927年,毛泽东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此后的历史波澜壮阔,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的原则,“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

矢志改革,13亿多人民群众逐渐富起来

历史的变幻,波谲云诡。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不仅铲除了旧中国的地基,还建立了新中国的地基。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体系并不是完善的,还有许多“缺陷”、“漏洞”,甚至还受到来自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一个新的制度体系的建立还有一个如何实施、如何执行、如何改进的问题。诚如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因而就发生了“大跃进”这样的重大挫折,这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甚至是曲折性。

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那么,又将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生机和活力从哪里来?答案也只有一个:改革。

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有新思路。新思路就是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新思路在哪里?答案还是只有一个:改革。这次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改革和开放同时并举。

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之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要获得发展,不开放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在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我们的改革要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成果,特别是当今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改革之初,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教条主义的藩篱,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紧接着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开始,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进展。

我们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直面问题,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世界少见的速度,持续了将近40年的高增长。到目前为止,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排位已经是第二,我们的经济规模上来了,但是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中央就一再强调,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很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

所谓不协调,就是我们的经济产业结构还不合理,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第三产业的比重比经济发达国家低很多。与此同时,我们的发达区域和经济落后区域之间,不同产业之间,还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指经济发展潜在的危险:我们的资源与经济发展扩张的要求、需求矛盾很大,我们的生态问题、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技术上依赖性较强,我们高端的技术,一些实用技术很多还是依赖于国外,经济发展的风险比较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需要解决,比如说在成果分配中的,怎样使大多数的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在中国是个大的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扩张很快,但是群体之间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是高度不均衡的,这直接影到社会的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等等一系列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回望过去,2012年12月8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多天的习近平,在温暖的深圳,就开启了他履新后的第一次国内调研。离开深圳,习近平总书记又赶赴珠海、佛山和广州。这也正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时所走过的路线。时隔20年,历史经典瞬间的重现,看似巧合,却意味深长。

习近平总书记说,邓小平同志不愧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带路人,不愧为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党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

调研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从广东返回北京20天后,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聚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学习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把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作为中心任务,凝心聚力,统筹谋划,注重抓部署、抓统筹、抓方案、抓落实、抓督办、抓宣传等关键环节衔接贯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进解决,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扎实推进,一个方案一个方案有序推出,经济体制改革领先推进,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标本兼治,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稳慎探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立行立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追思近代的民族国运,历史在推动我们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近5年里,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找准突破口,不断给人民群众带来扎扎实实的获得感。通过对经济制度的完善来为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创造一个好的制度条件。我们深信,这一次发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必将确保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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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新春(QY0001)  作者:杨飞 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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