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与世界关系的显著变化。中国外交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不仅仅只是如何顺利与国际接轨，如何利用国际环境促进自身发展，也开始更多思考如何利用中国经验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如何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及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世界感召力，由此得到快速增长。
治国理政经验的国际交流及其世界意义
2009年，出身赞比亚而长期求学于西方的丹比萨·莫约，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著作——《援助的死亡》。她尖锐批评了西方对非洲的发展政策，相信中非务实合作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她在书中称“中国是我们的朋友”。随后，她更是写了本《西方迷失之路——西方的经济模式是错误的》，全面质疑了西方发展模式的正确性和普适性，认为中国模式能为世界发展提供一种正确选择。
莫约的观点仁者见仁，有些观点还需更为深入的研究，但她的观点确实反映了当前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及其经验的高度重视。21世纪以来，西亚非洲国家注重“向东看”，拉美国家开始“向西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也纷纷前来中国“取经”学习。它们看重的，不仅只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和援助，也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们知道，仅仅在30多年前，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贫穷，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发展的魅力，也早已辐射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部分论及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及中国治理经验的世界性意义。他着眼于中国的有效治理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无序这一鲜明对比，试图回答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开启政治民主化或者现代化之后反而出现了国家衰败？他坦言，中国模式体现出的强大治理能力以及政府超脱利益集团的高度自主性，为当前众多处于国家衰败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甚至为美国改革治理体系并提高治理绩效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借鉴。
无疑，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崛起的“事实”，也开始追问中国快速发展背后的所谓“秘密”。一些学者喜欢用“发展型国家”来指称中国和部分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其显著特点在于，国家或执政党在现代化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能够维系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秩序稳定，有效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以全面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能形成一种举国一致对于发展、稳定和变革的“社会共识”。相较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相对较强的政府治理能力、较高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各界对国家发展的一致认同和追求，这是中国能够实现发展和稳定的基础性前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人所景仰的，要么是美国模式，要么是苏联模式。而中国基于自身国情，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并处理了自由与秩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摒弃了苏联式的教条和西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民主原教旨主义”，探索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它说明，在传统的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之外，的确存在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巨大空间。我们自信地看到，21世纪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巨大的物质和经济贡献，还包括日益自信的中国制度、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后者对世界的影响更是长期的、巨大的。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时代角色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首先体现在积极推动国际减贫和发展上。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即便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也能达到25%以上。IMF也承认，当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世界第一，甚至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
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凡是去过埃塞俄比亚的人都知道，埃塞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城市轻轨、第一条现代化的跨境电气铁路、第一座风力发电站、好几座在建水电站、第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产业园，都是中国人援建或承建的。埃塞这个东非国家，没有丰富的石油和矿藏，但中国却在全面开展与埃塞的经济合作，帮助埃塞提高发展和治理能力，这是对西方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最好回应。
中国在国际维和、全球冲突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大国责任。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也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派遣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堪称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是推动达成《巴黎协定》的主要国家之一，也是较早批准这一协定的大国之一。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更是旗帜鲜明地维护这一全球治理的重大成果。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更加“有为”，也更加“有位”。一是推动“存量”改革，即提升既有国际体系的公平、公正与效率，特别是逐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等重大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二是促进“增量”供给，即大力推动搭建以共有、共建、共享为特点的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推动搭建了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合作组织等，同时倡导创立了亚投行和金砖开发银行，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中国已经由国际多边舞台的“参与者”和“学习者”，日益成为重大全球治理机制的“塑造者”和“建设者”。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书写者”。
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担心，中国究竟如何处理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积极支持和维护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同时致力于推动改革和完善既有国际体系中的某些不合理不公正之处，又以“增量”方式丰富和扩大国际体系的治理容量，体现了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合作关系。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
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球治理意愿和供给能力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担忧，世界可能因此陷入一种失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无疑有助于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国际体系的公平公正。如果说，中国实现了自身13亿多人口的减贫和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一大贡献，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这是对人类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全球共识的塑造与中国的特殊使命
很多人都讲，2016年以来的世界体现了“变”和“乱”的特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欧洲面临多重危机，若干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酵……世人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似乎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人们都在问，世界将会走向何方？
在2017年1月18日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提出并精辟回答了“世界怎么了”这一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会议结束后，基辛格随即连线达沃斯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称赞习近平的演讲意义重大，认为他重新定义了全球化，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秩序的构想。一些西方媒体及学者不约而同地发出声音，让中国来领导全球化。中国是否当头的话题还有待讨论，但国际社会的反应至少说明一点，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是对的，也是得人心的。在当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时期，中国高举开放、包容、创新、共享、合作共赢和公平正义的旗帜，以中国倡议、中国理念推动世界价值观的重塑，引领全球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因此，这个世界的特点不只是“变”和“乱”，也体现为“治”。人心“思治”，求稳定、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仍然且更加强烈。正如2017年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所讲的那样：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他因此提出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人对世界发展的愿景，也会对全球共识的重塑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如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为此提出两个“倡议”。一是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实质，就是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推动各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二是倡导以不结盟原则为基础建立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伙伴关系网络与西方国家的同盟体系不同，它没有主从之分、阵营之别，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新型国际关系及伙伴关系网络，是对结盟或对抗的传统国与国关系模式的超越，为世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国际秩序建构提供了崭新思路。
中国人素有“天下”情怀，有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孟子曾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虽然中国今天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国，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关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追求目标，也因此具有国家和全球两个维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积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复兴不仅造福自身，也必将惠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