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世人争说“新经济”，因为它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
2016年3月，“新经济”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结合国家“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一场波澜壮阔而又步履艰难的新旧动能转换历程。“互联网制造”犹如一道催化剂，将助力新经济释放活力，而它本身便有望成为新经济中分量最重、最生机盎然的部分。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以出口和投资主导的传统增长模式逐渐失去了动力，迫切需要寻找新动能。虽然对其如何界定，专家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新经济”无疑是更符合中国未来资源禀赋结构的经济形态。新经济具有三大特征：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可持续的较快增长，符合产业发展方向，而“互联网制造”几乎全部具有这些特质。
“高杠杆、重资产”是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其后果已显露无遗。近几年，中国债务问题举世关注，其实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率并不高，而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60%，传统制造业对此难辞其咎。就资产结构而言，我国制造业的上游资产最重，中游次之，下游则相对较轻，而上游正是传统制造业最“精华”的部分，重资产企业的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普遍低下。
互联网制造通过智能化、柔性化、定制化、信息化、网络化，将重塑中国制造业的基本面貌。在互联网制造时代，走入生产园区，我们可能难以见到传统制造业的经典画面，如高耸入云的炼钢炉，一望无际的化工管道，我们会更多看到，在窗明几净的控制室中，寥寥几位高素质员工端坐在一块块显示屏后，凭借灵敏的感应器传回的数据，协助能够“深度学习”的智能机器人完成生产任务。沉没成本高、回报周期长也不再必定是制造业的宿命，随着竞争加剧，技术迭代加快，大型企业也难以长期垄断一方市场。
互联网制造是符合中国产业发展方向的，因而具有蓬勃的生命力。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都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置于突出甚至首要的地位。比如在《中国制造2025》中，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技术，都与互联网制造息息相关。该文件还明确提出，要掌握新型计算、高速互联、先进存储、体系化安全保障等核心技术，突破智能设计与仿真及其工具、制造物联与服务、工业大数据处理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这些文件规划了互联网制造必备的“基础设施”，也恰恰是互联网制造未来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
发展新经济，需要着力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有学者主张“抓新放旧”，“抓新”固然可取，但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将旧经济纯粹看作发展新经济的阻碍，不如任其自生自灭。无论是从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从就业等民生角度考虑，“放旧”都是不现实的。更妥善的路径应是“抓新改旧”，即有效运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让传统产业脱胎换骨，这是互联网制造在中国的基本使命。
发展互联网制造离不开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要警惕由政府挑选若干领先企业、指定技术路线的做法。这方面失败教训太沉重了，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还要看到，新经济中大多数行业依然存在着市场准入限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便处于较严格的管制之下。互联网制造亟须松绑，相关的负面清单制度应尽快推出。国有企业改革也应提速，防止“僵尸企业”过度消耗优质资源，毕竟老树下面难长新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