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廉洁传统根基深厚

2017-03-20 08:18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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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中华文化的廉洁传统根基深厚

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是否优秀,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股强大的自洁势能。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绵延三千年,至今依然成为全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这种文化的自洁素养与廉洁自觉、自信和自律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清官情结正是一种廉洁自觉,因为这种清官情结本身就包含了守法意识在内

中华文化的廉洁意识从何而来?其答案就在于去污自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这既是我们民族廉洁素养的历史存在,也是民族自觉的文化根基。早在战国时期,这种廉洁自觉就显露出来。《周礼·天官·小宰》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现在看来,这“六计”也就是“六廉”,即以善能、高效、谨慎、公正、守法、明辨为“廉”。此之谓“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这不仅对后世的吏治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且也可以说开启了民间的清官情结。

说到民间的清官情结,现代人或许不屑,或以为清官靠不住,只是民众的心灵寄托,只有制度才最可靠,却不知,再好的制度都离不开人,没有好官,制度如何延续?此其一。其二,清官情结正是一种廉洁自觉,因为这种清官情结本身就包含了守法意识在内。做一个清官不仅是许多士大夫的志愿或自诩,也是民众普遍的社会心理诉求。这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生态,也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历史上,确实不乏奸臣当道的时期。然而,这些贪官污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相反,历史上一大批清官廉吏,却永远活在民众的口碑之中。清官们“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而名垂史册,照耀着中华文化灿烂星空。这就是一种廉洁自觉。它不仅体现在官场,而且深深扎根于民间。多少书香人家甚至底层百姓的家训族规,都书写着一个“廉”字,告诫子孙不可与贪字沾染,后代犯贪赃罪者可开除族籍,不许入祠堂,不是贤子孙。这不仅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也是一股强大的廉洁自觉意识。

儒家传统中,还有一个词将廉洁自觉化为一种工夫,这就是“慎独”。《大学》是这样解释“慎独”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通俗的理解便是,当一个人独处之际,要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做个意念诚实之人,不管是群居之中,还是独处之时,都不能自欺。“慎独”这门工夫,切中了社会普遍的从众心理,就是在没有直接强制的要求或压力下,个人依从于群体的行为表现。这种从众心理正是官员腐败的直接动因,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心理泥潭。“慎独”二字正好把官员从这种社会心理泥潭中拔出来。

宋代一位长期担任基层官员的理学家周敦颐更是将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精神大力张扬出来,“官清赢得梦魂安”,将中华文化“去污自洁”的免疫自觉刻在我们民族的脊梁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如周敦颐者,既不是达官显贵,又不是功臣名将,但是却能在死后不久,被朝廷配享孔庙,享受世代祭祀,极大地张扬了民族文化中的廉洁自觉精神。

天下情怀,是中国廉官文化最具特色的传统

如果说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那么,廉洁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土壤。

廉洁自信是对廉洁这一社会价值观的自信和力行,来自于去污自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夯实了廉洁文化的深厚根基,转而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庄子说:以天下为笼,则雀无所逃。同样,一个人若胸怀天下,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三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培养了多少仁人志士的担当之志。屈原说:“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胡安国说:“有志于为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从政者,当以宰相自期。除此,不足道也。”王夫之说:“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将人和禽兽的差别归诸“志”,从而开启“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别样人生。魏源说:“功名待寄凌云阁,忧乐常存报国心。”曾国藩说:“大丈夫当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当然,这并不是说说而已,上述人物无不将毕生精力付诸他们的天下之志,为历史树起了一片碑林。可以说,天下情结,是历史上志士仁人成功的命门;天下情怀,是中国廉官文化最具特色的传统。

志在天下,就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敢于舍弃个人私利,不惧腐败势力,以一种家国情怀担当起嫉贪如仇的赤子报国精神。以湖南为例,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这二百多年来,涌现出无数一生以求道为人生最大奋斗目标的清廉人物,形成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最具特色的省份。从“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的左宗棠,到“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有古名臣风”的刘坤一,上百个湘籍督抚、统兵大员贯穿了晚清最后几十年,形成一道湖湘味浓厚的廉官人才群体风景。从“为民国名缰利锁皆可抛”的黄兴、淡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蔡锷等民国元勋,到“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等湘籍中共领袖,书写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光辉的史诗篇章。湖南如此,其他区域也有着类似的历史风景。

从廉洁自觉到廉洁自信,正是廉洁文化传统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力支撑,“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为官之道,以廉安身,以廉立命。不仅增添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更让后来人看到廉洁的榜样力量,确立起廉洁自信,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腐败分子。那种高蹈的自信和崇高的使命感驱使着廉官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

正是先忧后乐这一文化美德促使廉洁自律成为历史的主流

从自觉到自信,再到自律,是一个天然的逻辑过程。中华文化恰好拥有这样一种廉洁血脉。有了廉洁自觉和廉洁自信,才能坚定廉洁自律。主要表现在先忧后乐的民本情怀和艰苦朴素、清俭自持的廉洁品格。

忧患意识本是中华文化中有着悠久历史的宝贵传统,发展到宋朝凝结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先忧后乐”的岳阳楼精神。岳阳楼精神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一是“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二是“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一种是“以物喜”,“以己悲”,是以个人得失为中心的;一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以天下忧乐为前提的。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忧乐观。先忧后乐,就是要求从政为官者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人事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政治的时候,就为领导而忧虑,惟恐领导有险失。进退,是个人的事;宠辱,是一时的事。要以忧为主,以乐为次;以忧为先,以乐为后。

后世对先忧后乐精神有着高度认同,苏东坡称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宋代状元王十朋写诗称:“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明成化年间岳州知府李镜,面对岳州水灾灾民唱道:“先忧范相遗文在,载读宁无愧此身!”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登岳阳楼写下“希文忧乐意,怀抱继前贤”;曾国藩则写了一副有名的“八字联”作为座右铭: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中国法学先驱、国学大师陈尔锡登岳阳楼则写下“眼前忧乐还吾辈,天下安危视此楼”;毛泽东两登此楼,对蔡和森说:这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将“先忧后乐”列为共产党人的修养准则;胡耀邦则将“先忧后乐”列为中华民族三大传统美德之一。

正是先忧后乐这一文化美德,促使清俭自持、艰苦朴素的廉洁自律成为历史的主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他们深深懂得廉洁对于执行力、战斗力的重要性。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执行力、战斗力的队伍。因此,历史上不乏拒绝富贵奢华、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两袖清风的经典例子。中华文化正是从自律走向自强,尽管有过曲折,有过教训,但这一历史的规律从来没有中断过。

(作者为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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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薄晨棣(QY0025)  作者: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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