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名纽约市民在总统就职仪式前夜举行集会，打出“不是我们的总统”标语，抗议特朗普当选。图片来源：新华网）
美国向来是一个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家，然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消极竞选、选民分裂、选举操纵、金钱政治等问题，再次暴露出如今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缺陷。
选举人票制度存在问题。有时会导致普选票少的一方能当选总统。2016年，特朗普的普选票比希拉里少了近280多万张，但凭着选举人票的多数当选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许多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结果不公。初选阶段党内提名制度也有问题。该制度导致近些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很难推出真正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2016年参选的特朗普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他曾多次更换党派标签，1987年以前和2001—2009年，他标榜自己是民主党人；1987—1999年以及2009年以后他又成为共和党人。
选举被利益集团操纵。早些时候，美式民主对金钱的侵蚀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例如，在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中，禁止公司对联邦层次政治竞选参与者给予直接金钱捐助；1939年的《哈奇法案》又限制政治组织用于选举的开支为每年300万美元，公民个人付出的政治捐款为每年5000美元。美国国会在1943年出台了《史密斯—康纳利法案》，1947年出台了《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把禁止政治捐款的范围从公司扩展到政治行动委员会组织。然而，这两个法案却引发了一场违宪诉讼，它们被指控违背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2010年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的裁决中判定，竞选捐款属于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竞选资金。这一裁决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打破了对企业投入选举行为的制约。此后，企业、利益集团、大富翁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用资金来影响选举。
背后操纵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老问题。从19世纪中叶美国两党制成熟以来，两党政客们通过操控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强化其政治影响力与特殊利益诉求。在1952年以前，将近80%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都是党内大佬们内定的。后来随着两党初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未能杜绝。2016年大选民主党初选中，希拉里是民主党的“数朝元老”，其党内资历与影响极深，桑德斯自然成为牺牲的对象，落选几乎就是操纵的结果。同时，国会中的两党代表通过操纵联邦众议员选区的划界和两党国会候选人的提名，实现“政治分肥”。每隔10年左右，美国众议员选区就会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作相应调整，如何划界以利于本党候选人，就成为国会两党争夺和操纵的焦点。这些操纵无疑加剧了美国大选的乱象，撕裂着美国社会。
此外，即将卸任的现职总统往往利用在位的政治资源与不对称的影响力优势，为本党总统候选人“拉偏架”。在决定选情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奥巴马政府频频给希拉里输送利好，先是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然后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高调对美国经济给予积极评价，这些显然都有利于希拉里竞选。当然，在临投票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宣布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也有浓重的幕后操纵痕迹。
美国的选举民主被金钱牢牢控制，每次在大选中获胜的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后，都会“论功行赏”，将一大批亲信带入联邦政府内，进而使整个民主政治陷入利益集团的摆布之中。如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小布什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能源公司的捐助，作为回报，里根在其任内推动取消石油、汽油价格管制；布什父子则通过发动两场伊拉克战争，把石油储量占世界第五的伊拉克控制在手。民主党的克林顿接受了更多信息科技产业的资金支持，上任后积极推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奥巴马之所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行业整顿力度不够，也是因为大型金融集团曾为他的竞选活动慷慨解囊。竞选时承诺为那些“被社会遗忘的”穷人服务的特朗普，在选择内阁成员时也并未免俗。国务卿人选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财政部、商务部的要员和重要的政府顾问，很多来自华尔街和能源集团，其内阁集体身价已超过120亿美元，成为史上最有钱团队。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无法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
（参见：《选举沦为一种金钱游戏》、《竞选成为任人摆布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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